1957年毛泽东：党委给报纸一个方向即可 不要干涉过多

对范瑞娟，毛泽东并不陌生。1950、1951、1952年范瑞娟三次到北京演出，毛泽东都看了她演的戏，还当面称赞过她的表演有进步。听到这篇文章引发的风波，毛泽东当即插话表示：

“这篇文章是黄色的？天天《上甘岭》，没有我的丈夫怎么办？党委要给报纸一个方向，让他们按方向自己去办。搞方向就是领导，但不要干涉过多，毛病总是有的。报上登《我的丈夫》，究竟有什么错，难道不是丈夫？你六百万人的上海，二百封信有什么不得了？还有五百多万人没有来信嘛，可见是正确的。”当时正是电影《上甘岭》热映之时，上海、杭州的报纸上每天都有大幅的预告，大概毛泽东看了报纸，才以此为例。毛泽东的支持，不仅解脱了范瑞娟和她的丈夫陈伯鸿心头的压力，也使刊发文章的报纸从种种责难中得到了解脱。一场由“丈夫”和“蜜月”引发的风波就此结束了。

《人民日报》转发了李汝祺的文章/没人知道是毛泽东拟的标题和按语

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仅仅隔了一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于5月1日转发了这篇文章，在转发时，不仅加了一个新的标题《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加了这样一段按语：“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在当时，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办的，新标题是毛泽东拟定的，编者按语也是毛泽东撰写的。

李汝祺的这篇文章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出现不同的观点、流派，是很自然的事。但利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行自己的观点，压制别的观点，在苏联有过深刻的教训。遗传学领域李森科学派对摩尔根学派的压制就是典型的例子。1948年，李森科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起了对摩尔根学派的粗暴批判，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苏联的做法很快传入了中国，在当时学习苏联的背景下，中国的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也采取政治的和行政的手段压制摩尔根学派，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就因为信奉摩尔根学派而不被允许开设遗传学课程。

这种做法在1950年就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当年夏天，毛泽东就对某大学粗暴对待摩尔根学派学者的材料作了批示，认为这样的作风是不健全的，对这所大学的领导要作适当的处理。经过调查，解除了这位领导在大学的职务，并且批评了他对待知识分子和对待科学问题的简单粗暴的做法。但在当时的总的背景下，这个纠正还是一个开端，范围和程度都是有限的。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双百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四天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向党内外宣布了这个方针，他说：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他还举了一些例子，包括苏联李森科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的事情。

在毛泽东的讲话推动下，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高教部联合在山东青岛召开了一次遗传学座谈会。这次会议认真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各种不同的学派和观点都得到了充分的发表意见的机会，可谓各抒己见，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盛会。这也是双百方针提出后，我们国家为了贯彻落实这个方针而召开的一次影响巨大、效果很好的会议。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也很看重。会后不久，他就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竺可桢，向他了解青岛会议的情况。在竺可桢介绍时，还不停地插话，表示对会议的肯定，并且鼓励竺可桢：“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

遗传学领域的纠错显示了“百家争鸣”方针对推动科学健康发展的巨大威力。但在党内，对于“双百方针”还有不理解甚至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顾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继续思考如何通过争鸣和交锋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通过争鸣和交锋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1957年2月，他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双百方针在这个讲话里占有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