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张春桥创作的《毛泽东之歌》为何遭停播？

    张春桥对批评的回应

对周巍峙的批评，歌词作者张春桥作何反应？一个月以后，1951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张春桥的答复。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今天读到《人民文艺》第八十七期所载周巍峙同志《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我完全同意他对我和卢肃同志合作的《毛泽东之歌》的意见。他所指出的许多缺点，是一九四一年“七一”前写成这个作品时我们就感到了的。一九四三年整风时，我对这支歌曲也曾进行检讨，和巍峙同志这篇文章的意见基本上也是一致的。经过整整十年，每当听到人们还在唱这支歌时，内心实在不安，它成了我的一个精神负担，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虽然也曾想重写一支新歌，但思想感情很不成熟，始终未敢落笔。我衷心地希望有新的歌曲来代替它。我想，现在人们还在唱它，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迫切需要一支歌来表达对领袖的敬爱。我自己也仍愿在这方面努力。

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谢谢你们。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春桥不仅“完全同意他对我和卢肃同志合作的《毛泽东之歌》的意见”，并且立即主动采取补救措施，“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我们必须承认，当时已贵为《解放日报》总编辑兼社长的张春桥，对和自己职务大体相当的周巍峙的公开批评，并未恼羞成怒，也未大加辩解，其态度之诚恳，言辞之周全，反应之迅速，足以让人刮目相看。

文人相轻，互不服气，在文坛算不上什么怪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张春桥这个笔杆子对周巍峙这个笔杆子不留情面的批评所采取的态度，是相当淡定成熟的。与人们印象中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狗头军师张”截然不同，一个谦虚谨慎、思维缜密的“秀才”形象跃然纸上。这是历史的事实！一个人的性格、人品和命运，很大程度上是个体内在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但是，思想和地位的改变，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1941年张春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式赞美中，是否可以看出张春桥性格中善于投机、迎合的端倪呢？笔者认为，仅就创作这首歌而言，是投机、迎合的性格使然，还是发自内心的钦佩，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或许只有通过大量相关的事实，并和张春桥有相当接触，对其有相当了解的人才有资格“姑且论之”。

对于张春桥的来信，《人民日报》还写了个编者按：“这个歌曲，除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外，各地广播电台应即停止播送。”也就是说，周巍峙对《毛泽东之歌》“和现在人民的距离很远了”的批评，不仅张春桥表示认可和赞同，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也深表赞同与支持，说明当时大环境、大氛围对文艺批评是包容的，对个人崇拜是持批判态度的。

在刊发张春桥答复文章的同时，《人民日报》还登载了署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公安干部学校一个读者”的来信。在这封以《欢迎音乐批评》为题的信中，作者说：“最近在《人民文艺》上登过一篇周巍峙同志的《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我看了以后很满意……我还希望以后在《人民文艺》上能刊登些好的歌，新鲜的有力的群众的歌，高度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的歌。”这也进一步说明，正确认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新鲜的有力的群众的歌”更受欢迎。以《欢迎音乐批评》为题，也进一步说明《人民文艺》对文艺批评的支持态度。

《毛泽东之歌》被停播的文艺批评背景

作为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周巍峙点名批评《毛泽东之歌》，肯定不会毫无缘由。即使他的批评具有某种偶然性，《人民日报》的《人民文艺》栏目也不会随意批评一首曾经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歌颂领袖的歌曲。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之歌》被批评，并能使张春桥坦然接受呢？这就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批评的大背景。

文学艺术是新中国文化建设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毛泽东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贺电中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号召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这样，五四运动以来处于分散形态的“新文艺运动”由此进入“新的人民的文艺”时代。9月，《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