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各方算盘：美蒋上下其手苏联纠结反复

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从埃及首都开罗出发，斯大林则由巴库起飞。这次德黑兰之行，也是斯大林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据书中透露，他的飞机经过伊朗厄尔布尔士山脉上空时，遇上气涡，机身被撞击至摇摆不定。斯大林紧握座位扶手不放，面容恐慌。

三位老人事后均投诉，此行掉了他们半条人命。斯大林耳痛达两周；罗斯福不停咳嗽，病情恶化成为支气管炎；丘吉尔则患上肺炎。

当三巨头计划1945年再作第二次会晤时，斯大林誓死不肯离开苏联。于是，会晤地址选在了黑海边的度假胜地——雅尔塔。

“三国四方”各自谋算——美蒋上下其手苏联纠结反复中共针锋相对

遵循“雅尔塔格局”，抗战胜利后，“三国四方”，即美、苏、中（国、共）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各有自己的谋算，由此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角逐。

美国：在雅尔塔会议对苏联的让步，不仅换取了苏联出兵打日本，还达到让苏联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共的目的。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相对稳定而听信于美国的中国，以便遏制苏联和充当用来抗衡亚洲共产主义的主要支柱。为有效地控制中国，美国采取两手策略：一面支持蒋介石玩弄“和谈”，避免内战发生，鼓励国共政治协商，要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以实现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另一面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扶植国民党政府，支持蒋介石垄断对日的受降权，调派军队、飞机和军舰，将远在西南、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快速运往华南、华东和华北各地，帮助国民党抢占战略要地，为以后争夺东北创造条件。

苏联：切实谋取了战后在中国的优越权益，但不愿意中国成为受美国控制的附庸国，竭力抗衡美国在东方的扩张政策，同时又害怕因支持中国人民革命而卷入美苏战争，尽力寻求同美国妥协。在美国的斡旋下，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的中方代表前往莫斯科，同苏方代表斯大林、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举行会谈。经过讨价还价的谈判，国民党政府作出了重大让步。8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大连港国际化；同意苏联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中苏两国共同经管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及外蒙古的独立等。条约的签订，既换取了苏联对国民党的支持，也使《雅尔塔协定》中苏联所要求的优越权益以条约的形式公开化、合法化。

国民党：控制着全国政权，在军事力量上占着绝对的优势，加上美国的大力援助和苏联的条约承诺，使其决心用战争手段来消灭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但要实现这种愿望，当时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另一是苏、美、英三国都不赞成中国内战；二是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恢复创伤，发展经济；三是蒋介石内战的准备还没有完成；四是国民党政权是形式上的合法政府，但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专制独裁，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采取两面手法：一面垄断对日受降权，加紧发动内战的准备。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要解放区抗日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要国民党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另一面发动和平攻势，愿意同中共谈判，企图让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以达到兵不血刃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之目的。

中共：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已拥有亿万人民的解放区和百万军队的军事力量，是唯一能与国民党抗衡的政治力量。抗战胜利前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于8月10日、11日，连续发出7道命令，要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利用各自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位置，迅即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展开攻势，迫使日伪军投降，并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毛泽东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明确指出：“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抗战胜利后，遵循中共七大的方针，力求通过和平的道路实现社会政治改革，争取和平民主，达到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的目标。针对蒋介石的伎俩，中共采取两面策略：一方面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与国民党争夺对日受降权，迫使日伪军向人民军队投降；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内战，响亮地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寻求实现和平民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