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另一面：二战爆发以前台湾的妓女与妓院很出名

70军当初是由国民党当局急遣至宁波地区会同地方杂牌部队，阻挠当时已包围宁波城的中国共产党浙东纵队（宁波人通称之为“三五支队”）解放宁波等地的。它不是国民党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没有配备什么先进的武器。就服装而言，临行前发的一套草绿色军服是布质的，发的鞋，不是皮鞋，而是胶布鞋。当时的宁波报纸形容登舰的“国军”“服装整齐”，其实如此而已。台湾同胞拿这支部队的装备与军容与日本兵相比较，想必会有看法。70军政治部刚进驻时缺乏警卫武装，竟一度让一些刚从普通中学出来、根本未经军事训练的“政治工作队”队员站岗放哨。他们扛的步枪上的刺刀有的锈迹斑斑。有位与部队相邻、与队员混得比较熟的台胞，曾指着刺刀说：“这枪上的刺刀怎么是生锈的啊！”

“国语运动”

台胞对“国语运动”响应之热烈，出人意料，也感人至深

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使祖国这个宝岛上处处留下了日本的影响。到达台北时看到许多台胞穿着木屐在行走。他们讲的除闽南话（李登辉所说的“台语”其实就是闽南话）外，就是日语。我们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走在街上，与当地同胞语言隔阂，大有身在异域之感。上街购物，与人交往，都很麻烦。只有用书写，加上过去或新学来的一点“洋泾浜”日语，才能勉强应付。语言沟通问题，是当时大陆来人（所谓“外省人”）与台胞接触乃至整个“光复”工作中的一大障碍。

国民党政府开始接管台湾不久做了件大好事，就是积极推行“国语（即普通话）教育运动”，也就是“国语学习运动”。台湾行政长官（那时不叫省长）陈仪在到台后不久发表的“施政要点”中说，希望台胞三四年内能说国语。据说，台湾省教育处还为此报请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调派该部“国语执行委员会”委员魏建功、何容及干事王炬等来台协助。

“国语运动”的推进方式，一是在正规学校内实施国语教程。当时有的学校如天主教教会开办的台北“静修女校”（该校教士有好些是菲律宾裔），在日降后很快就停止日文课程，延请来自大陆的老师（一位是湖南籍的中年人）讲授国语课。该校还开始在音乐课中用国语教唱歌曲。有的老师教唱的且都是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另一方式，是由政府出资，举办群众性的业余学习，特别是夜校的形式，方便各界人士前来参加。这类学习基本上是免费的。此外，社会上也有人看准时机，出来兴办国、英语补习班。如台北就有个叫阿甘莱的菲律宾裔台湾人（当时台湾这类人不少，其中多数是女佣），央人出面，替他兴办了“阿甘莱国、英语补习学校”，校址借用了“静修女校”的课室。这类学校是收费的。

台胞对“国语运动”响应之热烈，出人意料，也感人至深。且不说政府免费举办的，就连社会上收费的国语补习班，报名就读者也十分踊跃（举办此类学校者大都发了一笔小财）。至于前者，报名者更是争先恐后。由70军政治部借用当地中、小学教室开办的十余处“国语补习夜校”，处处爆满。学生中，年长者六七十岁，年轻的十几岁；有家庭妇女、职业妇女、职工、商贩和普通劳动者（如人力车夫）等。开学那天，学生们争着翻看新书，前来认识老师，也有相互招呼的，课室里气氛十分热烈。而一旦开课，教室里人很安静。

当时使用的是类似一年级小学生用的启蒙课本。学生们无论老幼都学得很认真，务求把每个字的语义，特别是语音搞清楚，有时简直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一般补校、夜校，往往开始时学员众多，尔后逐渐有人坚持不下去，人数不断减少。但“国语补习夜校”，始终不见减员，极少有中途辍学的。当时有的报刊说，台湾老百姓“拼命学国语”，此话毫不为过。更可喜的是，一些老师通过教学，与学生结下了友谊，成为经常往来的朋友，国语学习成了构筑友谊的桥梁。国语在台湾的普及，从长期看，有赖于经常的学校教育，但光复初期那个“国语学习运动”以及由此带动起来的“国语热”，无疑功不可没。

普通话在台湾的普及对增进台胞对祖国的认识与理解、对促进两岸交流，乃至统一，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据报道，“民进党”个别领导人居然鼓吹什么讲“母语”，即指以闽南话替代普通话，那就是企图逆历史潮流而行了。

宝岛台湾台湾当时的文化教育的普及，医疗卫生的条件，比大陆为高

当年一到台北，除遇到语言障碍外，突出的感觉是：台胞的待人接物与社会风尚，处处带有日本的烙印。同时，市区也留有战争的痕迹。据说，约有1／5的地区，包括原日本驻台总督府部分房屋被盟军炸毁（但总督官邸仍基本完整）。台胞们的衣着比较旧些。商店货架上的商品比较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