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文革结束一搞承包制农民温饱问题解决

“大包干”告别乞讨梦魇

李家秀一家比较幸运，他们的逃荒并没有经历这些曲折，在五河县要了一段时间饭，便一路乞讨着返家。宋广林的舅舅给他们一些玉米粒子，用枕头皮包裹着。途中天黑时没处借宿，就睡在水库坝上。这个孕妇从此落下腰疼的毛病。

李家秀1947年生于凤阳县亮岗乡东李村，她十几岁时，“大跃进”开始，整个凤阳县遭遇严重饥荒。但要追溯该县在新中国逃荒的历史，则至少在1957年的高级社时期。当时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不少社员开始掀起退社风潮，全队粮食生产直线下降，他们第一次吃上了国家回销粮，用上了救济款，也第一次有人外流去讨饭。

在这之后，领救济款吃回销粮一直是凤阳农村的宿命。人民公社体制下，自留地当做“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了，社员们每天出工按工分获得粮食，大家都不愿多出力气。“一家人一年多时分五六百斤，少时分三四百斤粮。不够吃。工分外的粮食要花钱买。”马建英说，救济粮一般要春耕时才发，“这分点，那分点，到社员手里没多少。和干部关系好的多得点，对不上眼的分不到。”

而在春耕开始之前的那段日子，就成为社员手里最缺粮时节。树叶和野菜，是她们日常的必备品。“救济粮不够吃，天天煮野菜汤，煮后用盐拌拌，没有油。”李家秀回忆。

马建英有时秋收结束交完征购粮后，就立即出去讨饭，一年要在外面三四个月。她并不知道还有“逃春荒证明”可开———据说这可以抵御流入地的收容遣送。但1976年任大庙大队生产队长的孙桂雨认为，“开不开证明，逃荒都一样。(在流入地)报名是哪的之后，灾民所都会给你收容送回家。那时候制度比现在严。”

而在官方档案中，还有村干部———黄湾公社蒋集大队生产队会计王培义因“多次出具‘证明’，支持人口外流”，在1977年底受到撤销职务处分。

李克强在大庙大队当了两年支书，就前往北大读书。他离开后，马建英夫妇每年仍继续逃荒，一直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被“包产到组”所取代。体制的变革令他们的生活开始好转，乞讨的梦魇宣告结束。

现在已是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在今年全国政协经济、农业界别联组会上，忆及凤阳往事时说：“承包制一推开，生产队基本不管了，农民自己种田，想种什么、该种什么，自己来谋划，温饱问题几年内就解决了！”“过去30年的经验证明，改革确实是最大的红利，因为它调动了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也释放了社会的创造力。”

凤阳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大门。

“生产队的时候，都不正经干活，认真干活的都倒霉。”马建英说，现在即便没收成，都比那时候过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