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迫害农民现状：无人关心 大多妻离子散

徐星：当时恨，觉得看错人了，觉得我把她理想化了，对她的感觉是女神式的，那时候天天藏在一个地方等很长时间，就为了看她从教室里走出来看她一眼，如果没看到就觉得天都塌了。后来的结果让我觉得反差特别大，心里也有一种释然，觉得我看错了人。

当然过了40多年我们重新谈这个事儿，她有她的苦衷，她也不是没注意到我，只是当时那个情况太复杂，包括她爸妈的处境。

问：这些年你们就一直没有联系吗？

徐星：没有联系。她也没有回国。后来拍这部片子，我辗转找到她，她马上就答应了。因为她也觉得这件事40多年来一直在她心里没放下。

其实后来插队工作等等，我就忘了这个恨，当然这个忘可能也有意识，就是从自己脑子里把这个事情delete掉。

不过时隔几十年再见面，还是一个很激动人心的一个场面，因为事过人非，白云苍狗。

若找到其他省份的犯人登记表还会马上去拍

问：您之后还会再拍文革方面的纪录片吗？

徐星：我还会拍。在文革研究史上，农民这块是个空白。我觉得我是填补了这个空白。

问：您只拍了浙江的14个农民，他们能否代表受迫害农民群体的整体状态吗？

徐星：他们大概只能代表这个省吧，但是浙江有一个情况，江浙两省文革的时候比起其他省份相对比较安静。因为这两个省比较富足，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文人，所以温柔一点。

别的省份，比如那些所谓阶级斗争特别激烈、复杂的地区，那会有多可怕。但是以我自己的精力，我做不了那么多，我能做到哪儿就做到哪儿。

如果别的省份，有一个很好的契机，比如有一些犯人登记表，那我当然马上就会做。

年轻人看完片子觉得吃惊专家们称填补了研究上的空白

问：《罪行摘要》在杭州放映时，大概有多少人看了这部片子，看后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反映？

徐星：我没有刻意统计过，大概有个一百来人。年轻一点的朋友当然就会有点吃惊，因为这些东西学校里面不教，在家里面爸爸妈妈不谈，他们会觉得中国还有过这样的事？会比较吃惊。

年纪大一点的，看过一些资料的知识分子，一些文革专家，他们会说这部片子填补了文革研究的一个空白。

问：《罪行摘要》在北京会有放映会吗？这方面是否有计划？

徐星：我自己没有计划，最近一些朋友帮忙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他们在负责这部分内容，也是义务帮忙。计划是在4月27日下午在朝阳大悦城单向街书店有个放映活动。

问：想过带着这个片子去国外拿奖吗？

徐星：没有，因为那个很复杂，很麻烦，也得有机会，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除非有朋友愿意帮助我做这个事情。

得奖不得奖，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我现在就恨不能马上动身，再去拍个新的东西，做是最重要的，做完了之后的事儿就顺其自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