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东忆知青生活：抓下放干部批斗像闹剧

郭小东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比作为“集体的受难”，今天，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就是伤感和忏悔。“对每一个知青和他的家庭而言，这种感伤是一种生命之泪。对于国家民族而言，这是一种无法推卸的社会伤感。一代青年的知青经历佐证了这个社会大伤感，这个涉及到亿万家庭的人口大迁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它耽搁的不仅是人的青春岁月，更改变了社会文明的方向。”

时代没有为所有知青准备相同的道路

常年在森林里伐木，日子寂寞。郭小东回忆那段日子，“伙伴们各有各消遣孤独的方法，打扑克、下棋，到山里寻找各种各样的野果子。我性格内敛，消遣的方式就只能是在漫漫长夜里点着马灯读一些从家里带来的书，那时候被抄家了，带过来的大多是毛泽东选集，列宁的一些书籍，各大纲领等等。这些书在当时作为红色经典，红色的政治理论来发布的。我只能从极为稀少的一些文字中，找到作者从这本书里所渗透的理想，对大同社会的憧憬。当然，读书，也为后来创作做了积累。”

大山里的知青生活并不平静，依然被政治运动所裹挟。山高路远、交通不便，怎么开展运动?郭小东回忆，那时知青们随便抓来下放干部进行批判，因为“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可斗来斗去，也在嘻嘻哈哈中就算批判完了，这种批判更像一场闹剧，尤为滑稽，因为所批判的“敌人”，根本就没有“敌人”的感觉。

令郭小东和知青们感到心灵滴血的，是同龄人的集体死亡。

“晨星农场的知青墓，埋葬了22名知青，其中有20名女知青。”1970年她们在大洪水中，为抢救国家财产，集体牺牲了。

年轻生命的陨落带来的震荡，郭小东在长篇小说《青年流放者》的扉页里列出了这22位知青烈士的名单，他写到，“这是一份震撼人心的名单，不需要知道他们的事迹，仅从他们的年龄就足以令人心痛，让人感到鲜血淋漓。我们没有理由让历史铭灭于泥沙之中……”

在海南当了6年半知青后，1973年，郭小东被推荐返城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广东民族学院中文系任教。3年工农兵学员的时间，他从伐木工到大学教师，变化太巨大，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那些年，郭小东每天用大量的时间，阅读文化大革命前17年大量的文学作品、理论文章，恶补缺失的知识。这样的生活姿态，坚持了几十年。

时代没有为所有的知青都准备了相同的道路。知青生活已经过去了，大量返城知青的生活是迷茫无措的。“人群出现了分化，有的读了大学，当了干部，但这些仅是‘千里挑一’、‘凤毛麟角’的，大多数回城知青被剥夺读书的权利之后，很艰难地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又面临着下岗、待业，缺少再生能力，很难走出阴影。”郭小东说。

知青文学的演变

1979年前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大批知青作家，这样大面积作家作品的涌发，让郭小东感到，知青生活是当下中国不可回避的文学题材，它有广袤的文学前景。

郭小东不是第一个进行知青文学创作，但他率先提出了“知青文学”体系。在他的理论框架下，他曾经在《中国叙事》中，把中国的知青运动及其文学表现，归结为如下的表述：可以把1942年以后，1968年以前，称为前知青时期;把1968年至1979年这一阶段称为知青运动时期，1979年后称作知青后时期。在《中国知青文学史稿》中，郭小东又对知青后时期作进一步的细分：知青记忆时期(即80年代)、知青后时期(90年代)、后知青时期(21世纪以降)。这种分期其实是强调知青文学与知青运动的同步性、共谋性及乃至超越性、其间的情况自然丰富复杂充满吊诡的。

“知青运动和知青经历是两码事。未来，知青运动将永远活在资料里、活在文学作品中。”今天，郭小东的感受是，依靠知青“幸存者”内心的诚实来表述那段历史，已经越来越微弱了，对回忆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不再是严厉的反思，有时甚至可能变为一场“广场式狂欢”。

越来越频密的知青论坛及群体活动，一方面促成加剧了这种群体性狂欢的广场效应，自娱自乐的落日辉煌;另一方面，使这一群体的思想与形象，更孤绝于日常生活的正常轨迹，而成为一道绝世的风景。

而那段并不遥远的特殊年代，能够给今天的年轻人带来什么?郭小东说，“或许对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状态会有某种程度的抗拒和抵触，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