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要有“第四道德”
2009年04月29日 16:39解放日报 】 【打印已有评论0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为了理顺这些关系,除了用法律规范以外,还有道德规范,即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道德这“三大道德”。既然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既然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尖锐地摆在面前,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拓展道德的层次,提出一个“第四道德”,即环境道德的问题。

●环境不仅有个美不美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与环境建立稳定、和谐的关系,关键取决于人类自身。既要站在人类的立场区分自然的利和害,趋利避害,取利除害,但是又必须看到人与自然这个共同体的相关性。不然,“开发”会变成“掘墓”,“发展”会变成“自绝于天地”。

人类是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尽管人类分化出来以后,仍然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由于人有社会性,人与自然界就自然地构成为一对矛盾。在这一矛盾斗争中人类取得了节节胜利。当然,“有奋斗就会有牺牲。”人类战天斗地,同时也受到自然界的强烈报复和无情惩罚。在自然界面前,人类属性既是常胜军,也是常败军。这一次遍布全球三十多个国家的“非典”,就是自然界对人类挑战的回应。一个直径只有10~300纳米的、要放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小小病毒,把自称“万物之灵”的人类搅得团团转。看来病毒是要迫使人类承认“万物之灵”在对付它这一方面还不怎么灵,是要再一次提醒人类应当像尊重人的人格一样尊重自然,是要唤起人类赶快同自然界“握手言和”,尊重自然规律,重视生态安全,不要乱吃野生动物。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有夫妻、父子、兄妹等家庭关系,有同一单位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员工之间的关系,还有同社区、地区、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为了理顺这些关系,除了用法律规范以外,还有道德规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道德。伦理学一直在讲这“三大道德”。舆论界也在大力弘扬这“三大道德”。

既然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既然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尖锐地摆在面前,看来只讲这“三大道德”已远远不够了。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拓展道德的层次,提出一个“第四道德”,即环境道德的问题。

人与生物,与自然、与加工过的自然、与未加工过的自然组成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都有其存在的权利。地球上的动物、植物、矿物,水圈、气圈、生物圈,地球、行星、太阳系之间,都不是各自孤立、互不相干的,而是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别的星球上也许有人类、类人,甚至超人,在太阳系里肯定是只有地球上有人类。天地相对于人类来讲,都是人类的环境,区别在于远近与大小。

这样,人类如何与它们建立稳定、和谐与真善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我们人类自身了。因此,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建立环境伦理学,并迅速分为人类中心主义派、弱人类中心主义派、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派、非人类中心主义派、生物中心主义派、生物圈平等主义派以及大地伦理学派等等。别看他们派别林立,观点相左,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知识互补。他们更多的是有共同点。

他们共同反对“人类沙文主义”,反对“物种歧视主义”;他们共同提倡要从“对人如己”扩展到“对自然如己”;他们认为,为了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为了人类整体的长远利益,应当确立人对自然的行为的评价标准,确立人类改造、利用、占有自然的正当范围、合理途径以及在优化环境中应当承担的义务。自然界的变化是无目的的,人类的行为是有目的的。不用说,人类要站在人类的立场区分自然的利和害,然后趋利避害,取利除害。但是,这种取利除害必须看到共同体的相关性,必须想得远一点,再远一点。不然,“开发”会变成“掘墓”,“发展”会变成“自绝于天地”。

环境不仅有个美不美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民以食为天”,民更以“安”为地。在你吃野味时突然告诉你野味中的果子狸可能有SARS病毒。请问你是要“食”还是要“安”?当然是“安”重于“食”了。不要以为吐一口痰是小事,有时候一口痰就是一把杀人刀,就是一个“细菌场”,就是对环境污染,就是叫人感染,就是大逆不道。对付“非典”病毒我们可以用药物杀死它,其实也可以针对病毒的寄主性,“以夷制夷”,引进寄主在别的动物身上的病毒杀死对人体有威胁的“非典”病毒。病毒是生物退化“退”出来的,没什么了不起。先进的人类有办法在优美的环境中对付“非典”,并且在对付“非典”中进一步优化我们的环境。

人的社会化是个过程。人生下来时无异于动物,总是第一步先同自然打交道,然后再同社会打交道。从这个意义上说,“第四道德”是“第一”道德。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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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邓伟志   编辑: 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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