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甲型H1N1流感”（原称“人感染猪流感”）成为全球的热门话题，世界卫生组织破纪录地在三天时间内将流感的警戒级别从三级提升到五级,不能不引起民众的高度关注。与此相关联的是遍及几大洲的一系列疫情报告，在疫情报告的后面则潜伏着人类的隐忧:一旦病毒变异导致迅速传播，类似1918年的那场使4500万民众丧生的西班牙大流感会否重演？

人们不会忘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的1918年，世界又被扔进了另一个始料未及的大灾难中。一场流感在几个月内横扫全球，无数人因此销声匿迹，命归黄泉。

1918年春天，流感开始在欧洲大陆大范围扩散，但并不致命。它的传染性极强，两个月后，几乎人人都不能幸免，士兵因流感而大量倒下。当时，西班牙作为一个战时的中立国，并未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有意封锁有关流感的新闻报道,包括国王阿方索三世在内的800万人都得了病的消息不胫而走，于是，世人就将这次流感称为“西班牙女郎”。到夏季来临，疫情逐步缓减，但几个月后，流感卷土重来，索命的厄运随即降临人间。除了孤立的岛屿和澳大利亚，流感迅速笼罩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只有20%的感染者病情较轻微,其余病人有一半以上病入膏肓，高烧、神志不清、呼吸急促、肺内水肿，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后窒息而亡。这场流感所到之处，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施治。几个月后，随着最后一批牺牲者的死去，神秘的病毒也消逝得无影无踪，留给世人的则是无尽的哀伤和谜思。

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善，医学（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人类抵抗疾病的能力在增强，但同时，由于人类与动物（动物制品）的接触实际是在不断增加，传染病谱也在加速更新（如禽流感、SARS等病毒的不断变异），而且，由于人与人的接触越来越多，传染病的危害呈扩大趋势，屡屡使人类陷入被动应战的严峻局面，“西班牙女郎”的身影也似隐似现。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现拥有13亿人口（其中2亿为流动人口），130亿只家禽，水禽养殖占全球三分之一。中国也是候鸟的主要集散地之一，禽H5N1型和H9N2型流感病毒从禽类而直接感染人，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首发于香港特区和广东省。因此，中国曾被认为是亚洲人流感病毒新亚型多发地之一。

上海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清代温病学家王孟英在《霍乱记》中曾记述:“人烟繁萃，地气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污纳垢，水皆恶浊不堪。”尽道出上海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传染病流行的深刻内在关系。一百年过去，随着上海城市建设步伐的日益加快，今日上海的常住及流动人口已接近2000万，人口交往之频繁乃史所未见，增大了各种病菌广泛传播的几率。（如“非典”在我国的流行，首推北京、香港、广州等流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

人口密集，使得城市环境卫生、居住条件等问题日益凸显。对一个有着几千万常住人口的国际都市而言，如何妥善处理废气、废水、废料以及各种生活垃圾与工业垃圾，避免大气、水体及噪声等环境污染，不仅是降低传染病发病率的首要条件，也是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当务之急。尤其是近年日益增多的医源性垃圾，必须给予妥善和有效的处理，才能从源头上降低传染病的交叉感染。

应对时疫，中国的医家特别重视早期的防治。古往今来的医家无不认为，大众生活方式在疫病防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勤洗手，少去公共场所，保持室内空气流通，科学养殖家禽鸟类，避免滥杀和侵扰动物，出现流感症状及时就诊等等。在现时，某些市民的不良习惯急需得到纠正:如打喷嚏、咳嗽时不掩口鼻；明知已患感冒还到处现身公共场所并不戴口罩；生食禽肉、鸡蛋和野生动物等。

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小学生,每逢冬春时节流感横行,人人胸口都挂着一个纱布口罩，既防风沙又防感冒，成为沪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然而到了现今,这样简单的防卫措施被无情丢弃。笔者曾在近期做过一次测试:向公交车上流着清涕的感冒者赠送口罩，不料都被拒绝。人们似乎早已忘了感冒的传染性，或是对可能传染他人已没有任何的道德自责。如此，无疑为形形色色流感病毒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此外，大众心理支持系统的完善也是防治疫病的重要一环，与医疗救助同等重要。

“甲型H1N1流感”袭击全球，对人类而言，当是又一次警示，难道不是吗？（作者系上海社科院信息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