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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氏政权下的利文坛:卡扎菲连发“啊啊体”文章

2011年09月30日 17:46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朱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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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年8月22日,利比亚人民在焚烧卡扎菲头像和象征卡扎菲思想的《绿皮书》。(Adem Altan/东方IC/图)

卡主席啊 卡主席 绿皮书啊 绿皮书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朱晓佳 实习生 钟瑜婷 李倩 翻译:陈婷 李宏宇

“人在集体暴虐起来时,是多么凶狠啊!那简直就是汹涌的洪水,对挡在它面前的人毫不怜悯,毫不留情……个人的暴虐是暴虐中最容易对付的一种,因为无论如何,他毕竟只是一个人,集体可以除掉他,甚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个人用某种手段也可以除掉他。至于集体的暴虐,那可是最厉害的一种暴虐——谁能阻挡滚滚的洪流?”

上校卡扎菲似乎早就做好了被滚滚洪流“除掉”的准备,1990年代初,他在自己的小说《逃往火狱》的开头这样写道。

至于整篇小说,则几乎预言了正在利比亚发生的那场革命——一个贝都因人曾被群众“扛在肩上”,就像他们曾经扛起罗伯斯庇尔和墨索里尼那样;后来又被这些人穷追不舍,他们向他伸出密密麻麻的手:“给我们修一条越海道路!”“为我们主一次婚!”“为我们杀死一条狗!”贝都因人给不了,不得不丢下代表着权势的金盔,一边抱怨着“你们为什么不发给我护照”,一边逃往不需要护照的火狱,任谁也找不到。

作为利比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以下简称“作协”)的名誉主席,在近四十个年头里,卡扎菲将作协演化为自己的文学俱乐部;逮捕、暗杀了数不清的独立作家和艺术家;出版了一套三卷本的政治理论集《绿皮书》——利比亚的“红宝书”,以及一本没几篇小说的小说集。

2011年5月,《北京文学》杂志刊登了包括《逃往火狱》在内的几篇卡扎菲作品。同一个月,一个新的作协在班加西成立。

独裁者卡扎菲和文学界的爱恨情仇,就这么进入人们的视线。

“迷人先生”

在卡扎菲1969年发动“九一政变”以前的十几年里,利比亚作家们一直期望能够组建起一个文学家联盟。

那正是利比亚文学的好时候。文坛老将阿里·米斯拉提结束了在外漂泊的生涯回国创作,青年作家艾哈迈德·法格海、尤素夫·谢里夫正冉冉升起。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精英主义,各种观念正在利比亚大地错综生长。作家们想有一个自己的组织,虽然也许他们并不属于同一阵营。

这个想法在伊德里斯一世脆弱的政权下一直无法实现:自从石油经济兴起,商人们组织的贸易协会便与当局开始了永无休止的扯皮。旧政府不愿在贸易协会之外再添一个别的什么协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卡扎菲在这时来了,带来了创建作家协会的新希望。

新政权看起来对文学充满热情。1970年,政府创办了一个崭新的文艺节:的黎波里知识节。在第一届知识节授奖大会上,卡扎菲亲自颁发了短篇小说奖的荣誉证书,获奖者是法格海。

1972年,法格海牵头在班加西举行了一个作家、文学家大会,商讨组建作协的事,卡扎菲也列席其中。会议成立了以法格海为首的预备委员会。预备委员会随即起草了新作协的组织章程。作家们都已准备就绪,政府却直到三年后才给作协颁布了成立许可证。拿到许可证,法格海觉得心头释然,于是前往伦敦工作、求学。

刚刚成立的作协于是由作家阿里·米斯拉提担任主席,卡扎菲则是永久名誉主席。作协由总人民委员会文化部负责运营,每年可以从政府得到一笔不小的拨款,用以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营。

作协从组建开始就一直维持着十几个人的工作班子,主要功能是联系作家,组织各类文学活动,开展沙龙、评论会,以及运营一份文学刊物《四季》。作协的正式会员有一千多人,只要不批评政府,不违犯独裁政府的其他言论禁忌,他们的日常写作并不受打扰,但有时难免要被迫接受一些宣传任务——譬如,为利比亚最高领导人、文学爱好者卡扎菲撰写书评,或者歌颂这个并不自由的国度。

事实上,作协一直受到革命委员会的严重控制。革命委员会负责整个国家的出版审查工作,它在卡扎菲执政的四十二年间造成了许多利比亚作家的受迫害与流亡。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1982年法格海求学归来就任作协主席的时候,这个自己亲手创办机构对他而言已变得十分陌生。法格海意识到,自己的初衷已经落空——想通过这个处处受到掣肘甚至要向当权者献媚的协会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更别说指望它去改变利比亚作家们的生存状况了。

卡扎菲一直是作协的名誉主席,虽然不必实际管理作协,但会常常参加作协召开的会议。有时候他会召集几个作家去见他,有时他则会把作家们请到家里吃饭。在那些场合,卡扎菲总能表现得友好、好客。“他是一个多重人格的人,很容易化身‘迷人先生’。”法格海评价说,“但这并不能掩饰一个事实,因为他四十二年来所犯下的暴行,他真正的外号是‘杀人上校’。”

“迷人先生”的绝招不仅仅是“请客吃饭”。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李荣建曾在利比亚工作多年,与作家阿里·米斯拉提、法格海等人曾有着频繁的交往。米斯拉提曾在国王政权下流亡多年,卡扎菲上台后,他对这位作风强硬的新统治者也并无好感,但后来,他的态度突然发生变化,不但对卡扎菲的一些行为表示赞赏,甚至还会为卡扎菲出谋划策。米斯拉提曾向李荣建表述自己态度转变的原因:一天深夜,卡扎菲突然造访阿里·米斯拉提的家,感谢他“为利比亚文学做出的突出贡献”。米斯拉提深受感动,就这样被卡扎菲俘虏,自此改变了对这个独裁者的看法。

1980年代的利比亚,政治氛围愈发令人窒息。法格海无法在一个实际上不能有任何作为的作协工作,他开始不断寻找驻外工作的机会,逃离利比亚。在此之后,作协主席由文学评论家艾米·马仁担任。

“我远离了利比亚疯狂的人群,远离利比亚人民委员会和人民会议的日日叫嚣,远离赞美独裁者的口号,继续从事我的文学写作。”法格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不知道‘四人帮’支持下的文化大革命有多少年,但在利比亚,连续四十多年同样甚至是更槽的状况。”

“杀人上校”

生活在卡扎菲时代,利比亚作家似乎必须面临选择:“迷人先生”和“杀人上校”,你总得面对一个。

卡扎菲真正展露自己“杀人上校”的一面,是在1973年。那年,卡扎菲在祖瓦拉发表了一番演说,呼告他的人民继续“捍卫革命”——用伊斯兰法规来取代法律;把共产主义者、穆斯林兄弟会和复兴党人赶出利比亚去;发动一场文化革命,把那些从西洋舶来的理论、思潮统统送回去。

“大众社会无明星”是这场文化革命中重要的一环。卡扎菲认为作家、艺术家应该无偿地为社会思考和写作,不应索取任何回报。为此,他安排安全部门来查禁各种民间文艺奖项,仅保留少数官方设置的文艺奖项。

为了“捍卫革命”,卡扎菲对国内的出版业进行整顿,颁布了出版审查令,对每一部出版物进行重重地严密审核;对异见分子进行全国追捕。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罪名被随意罗织,许多人直至被判刑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诗人格鲁玛·布可在1977年的一天被莫名奇妙地以“阴谋颠覆政府罪”抓捕。那时他正和十几位青年作家围坐一起讨论文学。革命委员会的人突然降临,将他们带走。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十年后被特赦远赴英伦,再未回国。法格海说,像这样被莫名投狱的作家数不胜数:“他们的名单可以从班加西铺到的黎波里:诗人萨利赫、他伊比,剧作家塞纳夫、文学评论家米斯马利……”

几年前,一个曾为卡扎菲工作过的年轻作家格札尔暴尸班加西郊区。被发现时,他的尸体已被损坏。这位作家年轻时供职于为卡扎菲做吹鼓手的革命媒体。法格海说,当格札尔意识到自己每天去宣传的那些口号、革命术语有多么虚伪的时候,他离开了报社,并在博客上批判那些自己曾经参与过的行为。对于卡扎菲和他的追随者来说,这当然是不可容忍的。

虽然政治气压从未缓和,1990年代初,年轻一代的文学家们还是寻来了新的突破,一部分人迎合出版审查的要求,不谈禁忌;另一部分人则在国外进行大胆的创作。流亡作家马他尔是其中一位。

1970年,马他尔出生在纽约。1979年,他的父亲、当时的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被指控为反动革命政府成员,一家人随后避难开罗。1990年,马他尔的父亲在利比亚和开罗安全机关的合力之下“神秘失踪”,他的家人也因之流亡海外,至今21年。父亲的遭遇对马他尔的童年造成极大阴影,2006年,他半自传体的小说《在人之国度》入围曼布克小说奖。2011年,在反政府军向着的黎波里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马他尔根据父亲真实经历写成的小说《失踪的剖析》由企鹅出版社出版。

从班加西燃起的革命火焰很快燃烧到了的黎波里,流亡作家、反对派作家们纷纷声援。他们在班加西,在埃及,陆续成立了新的作家协会和记者、媒体人协会。流亡作家们正在等待重返利比亚的一刻。马他尔对此感到激动:“反政府军已经到达的黎波里,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和鲜血又重新夺回了自由,现在,我敢说,没有谁比我们更渴望去保护它。”

[责任编辑:PN029] 标签:绿皮书 1970年 外交部翻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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