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加普(John Gapper) 文

历史将这样记载，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在任期内遭遇过两大危机:一是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一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

布什对第一个危机的反应是，告诉全球其他国家:“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并拉上英国入侵伊拉克。布什对第二个危机的反应是，倾听全球各国财长意见，并采取类似欧洲的做法，斥资购入银行股权。

我赞成布什对第二个危机的反应。

就我个人而言，与布什的伊拉克战争计划相比，我对目前的纾困计划更有信心。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布什政府就美国纾困计划的初稿，与目的相同的国际领导人有所讨论，这有助于美国集思广益。全球委员会设计的东西总是会有缺陷，但在缺乏信用的情况下采取单边行动会更糟。

美国这种新的做法，让欧洲央行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感到兴奋。特里谢称，“我很高兴与美联储拥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实际上，尽管布什和美国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有抵制银行国有化的想法，他们却不得不转变立场。

由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独自买单，对主张多边合作的人来说，也不能算是什么胜利。他们努力处理的问题都太复杂，如人们对银行和其他机构丧失信心，以及人们对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担忧，以至于无法由一个国家独力解决。

就像特里谢昭示的那样，各国央行相互合作，联手采取措施，而这些央行之所以能如此行事在于它们独立于本国选民。各国央行不仅联手降息，而且还建立货币互换安排，以允许资产负债不匹配的欧洲银行借入美元。

但是，各国政府大多数都相互观望，也就是观察其他人怎么做，并模仿那些自己喜欢的举措。由于以下原因，这种方法有效得令人吃惊。

首先，既然我们都进入了未知领域，观望态度可以允许各国政府在不同的国家进行试验，观察政策的运行效果，以及投资者的反应。英国政府对抵押贷款银行——北岩银行纾困就是如此。

第二，对那些不愿采取措施或纾困计划遭到选民抵制的政府而言，观望的做法帮了它们的忙。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保尔森最初坚决反对把收购银行股份作为7000亿美元纾困计划的一部分。

保尔森当时真正的意图，我们难以确定。最初，他是反对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去收购银行股份，但后来改变了主意，还是当初他判断不必做之事，后来成了必做之事？也许，他一直打算这么做？

从保尔森当初的公开声明中，你可以做出自己的结论。保尔森曾对参议院一家委员会称:“正确的方式不是到处去注资。”14日，保尔森又转变立场，借口是他的计划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并且会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多数美国人不快”。

事实上，重组银行资本，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美国通过向银行注资，而非对坏债重新估值而引诱私人资本注入银行，得到了更多的价值。

毕竟，保尔森没有在纾困计划中加上允许自己改变主意的条款，他可能不得不采取务实的做法。要是提及任何国有化的前景，只能激怒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保尔森能让国会批准自己的纾困计划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某种意义上，保尔森的意图并不重要，因为他在海外合作伙伴和市场力量的帮助下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布什和保尔森被迫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要么和欧洲政府一起，要么市场将反对他们。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这一点也适用。对保尔森最初提出的有缺陷的7000亿美元的纾困计划，欧洲国家得以进行评估。无疑，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因提出最好的纾困计划而获得赞誉，但他有前车之鉴。

从常识、国际合作、市场机制，或你希望的任何方面来说，都可以把此称为一场胜利。我相信，这将比布什独自行动获得更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