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斯兰的孩子长大了

10年前，她只有7岁。在那张著名的照片里，她满身血污，只穿着内裤和凉鞋，想要爬进早就被炸成残垣断壁的学校体育馆。

“我当时腿上全是血，我爬起来想去找妈妈。”幸运的是，她和她的母亲都幸存下来。“这已经发生了，你没法改变它。我每年都会去学校体育馆，看看那些永远留在那儿的人。我和朋友们其他时候都尽量避免谈到这个话题，太痛苦了。”

“我很欣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还记得那场灾难。我对伸出援手的人们充满感激。”

“当我在网上看到我那张爬墙的照片，也许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他们会对我们感同身受。灾难不要再重演了。”

她的理想是成为一个牙医，悬壶济世。

那是他上学的第一天。

他还记得那天母亲对他说的话，“妈妈说，如果有炸弹爆炸，就立刻躺在地上，抓住她的手。一声爆炸后，妈妈说；‘跑！’”在逃跑的路上，他看见一个嚎啕大哭的幼童。他拉起那个孩子的手，冒着枪林弹雨一起逃了出去。

“每天，恐惧都席卷而来，我真希望我可以忘掉这一切。记忆在慢慢褪色，但一会我又会想起来，我把所有的玩具枪都扔了。”

“我不怕回到那个体育馆，但我不会回忆自己的经历，我想起的都是曾经的玩伴。我们从来不说他们被杀或是死了，我们只说他们永远留在那儿了。”

他对乌克兰局势表示忧虑，他不想看到自己的经历在乌克兰重演。

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警察，除暴安良。

当恐怖分子开枪击倒他的同学时，他满脸惊恐，尖叫着逃跑。

他的照片被做成了雕塑，成为别斯兰人质事件忠实的记录者，无声地记录着恐怖分子的暴行。

开学的第一天，母亲开车送他。在母亲离开两分钟后，恐怖分子冲了进来，他成了人质。但他并不是一个人，同样被扣押的还有他的其他亲戚，但他是唯一幸存的一个。

那天，他迫不及待地要去上学，他想给老师一个大大的拥抱。十年了，三天的惨痛经历却如昨日重现。那张著名的照片被家人藏在书橱里，因为他不喜欢看到。

“我怀疑我们还能不能知道真相。人们总是在调查，但从来就没告诉我们真相。现在他们又在调查MH17事件，我们真能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不能理解这些都是怎么发生的。因为如果你去问，所有人都会说我们不希望有战争，但这都是怎么发生的？”

“我每年9月1日都会回学校体育馆，我要悼念那些旧时好友。我不觉得我是而过受害者，这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但我并不觉得难过。生活还要继续。”

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军人，保家卫国。

他坐在恐怖分子脚边，身旁是一堆炸弹。人们把他称为“奇迹”。

“人们总是说孩子很容易就会遗忘糟糕的经历，但我必须说，这根本就不是真的。”那段记忆一直跟着他，他试图找过心理医生，但就是忘不掉。

2005年，他自别斯兰事件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重新踏进学校体育馆里。“我立刻就失去了意识。我再也不会回去了，也请不要问我当时到底是坐在哪里。”

“我永远不会告诉我的孩子们这些经历，这不是孩子应该知道的事，当然也不该是孩子应该经历的。”

这个曾经的体育健将因为膝盖受伤，再也无法参加体育活动，也因为是十年前的伤，他被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学院拒绝了。“我把我的资料，包括医疗报告寄给了他们，但他们回复说‘不可能’。”

如今，他已经在兽医研究所上了两年学。

当她被抱出来时，全世界都动容了。娇弱的婴儿蜷缩在俄罗斯警察健壮的怀抱中，男人捧着孩子，小心翼翼。

她的母亲和姐姐都在那场屠杀中失去了生命，三岁的哥哥逃了出来。她的父亲再婚了，给新降生的女儿起名为克里斯蒂娜（Kristina），为了纪念十年前死于恐怖分子之手的大女儿。

她对那场灾难毫无印象，长成了一个阳光快乐的小姑娘。

Nurpashi Kulaev，别斯兰人质事件最后一名还活着的凶手。

“对那些死去的妇女和孩子，我一点都不内疚。”十年后，当他面对镜头时，表情平静。

“我们起初计划是占领行政办公楼，直到我们到达别斯兰后，才知道计划有变。我们当时正在路上，一辆车突然停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改变路线去别的地方。”

Kulaev并不认为自己需要为别斯兰事件中死去的人们负责。当记者问他“知道计划有变为何不去阻止”时，他回答：“是他们做主，他们为所欲为。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就这样。为什么我要反对？他们会先干掉我的。”

“我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不可能救得了他们（指人质）。因为命令是别人下的。”

他依旧记得十年前的细节。“我记得很清楚，第一天我们给他们（孩子们）喝水了。但第二天，我们知道水被污染了，所以我们关闭了饮水设施。从那时候起，我们就都没水喝了，我在三天中也没吃东西。”

“一开始他们想把人质挪到2层，但是没能成功，所以他们把人质赶到了体育馆里。”“9月3号那天，我们都站在体育馆里。一名人质突然想抢我们的枪，就在那个时候，意外发生了。”“我是爆炸专家，也精通武器。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一旦一个人想按动按钮，一切将会全部失控。”

“我不知道多少孩子死于那场袭击，但好像一共有330或334人死亡。”“我对这也不感兴趣，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需要学习，很多书要读。”

很多别斯兰事件中失去孩子的母亲都在给他写信，他拒绝回应。他只愿意回答一个问题：“她写信问我，我是否希望我的孩子将来像我一样。我当然希望他们像我一样，这是肯定的。但我不希望他们重蹈我的命运，但如果他们都像我一样，我会很开心的。”

虽然他表现得如此自信，但他的心理医生说，他坦承自己时常做噩梦，梦见墙上渗出血来。

Nadezhda Guriyeva在十年前失去了两个孩子。他们穿着民族舞蹈服，准备为开学典礼登台演出。但节目永远都没能上演。

小女儿逃了出来，她成了Guriyeva坚持下去的理由。“我没有选择。我有我的小女儿，她总是观察我，看我有没有哭。我不能哭泣。”

两个月后，她回到了别斯兰第一中学重新任教。“一些人要穷尽一生调查真相，一些人向我伸出援手，帮忙建造了纪念馆，还有一些人还住在公墓旁，以泪洗面，在那里继续陪伴自己的孩子。”

十年前，孩子们缺水少食，忍受高温炎热。今天，悼念者都带着水走进体育馆，作为给逝者的祭品。

“武装分子砸坏了水槽和水管，我们都没法喝水。有些孩子用自己的衬衫吸水，希望能带回来点，还有些孩子用嘴给妈妈带回来水。”

她指着11岁的维拉的照片：“后来发生了第二次爆炸，当我过来的时候，我的维拉已经不在了。她就是这样笑的，但眼睛闭上，脸上有泪和血。”

维拉双手交叉在胸前，炸弹碎片击中了她的后脑勺。鲍里斯躺在血泊中，碎片穿透了他的胃。

当俄罗斯军警攻入体育馆时，她和小女儿从窗户里逃了出去。

“自那之后，每个人都在苦苦找寻生的意义，找个精神寄托，或者在墓地旁渐渐终老。有些人自杀了，很多人。”

资料来源：每日邮报、今日俄罗斯、卫报 编译：柳七 张娇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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