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颠覆传统

社会文化的宽容和民权运动的旗帜，都不足以使奥巴马获得掀翻“党内老同志”希拉里的能量。他的撒手锏有三:一、代表年轻一代打出“改变”牌，发誓改变华盛顿的陈腐官僚作风；二、把承袭自4年前霍华德·迪安的网络筹款和宣传手法应用到极致；三、在通常不被作为选战重点的大学校园广招志愿者，打响美国政治史上最精密的地毯式选战。

作为1961年出生的“60后”，奥巴马是美国高等教育普及的一代人（他的父亲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母亲后来拿到夏威夷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的产儿，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代。在他们进入高中时，越战就已经打完，他们不需要像小布什和克林顿（两人同为1946年生人）所代表的“婴儿潮一代”那样，背上服兵役的负担或逃避服役的骂名；而当他们考上大学时，里根主义革命方兴未艾，即使坐在最左派的大学校园里，也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走上社会后，他们又是最早享用互联网科技的一代人。这些颠覆传统的特征，不少可以与“80后”无缝衔接。作为“60后”的代表，奥巴马也因此获得了30岁以下年轻人的普遍支持，他在这部分人中的支持率是麦凯恩的两倍。

自1971年第26次宪法修正案将选举权年龄降低至18岁，以及1972年麦戈文在竞选中打出反对越南战争旗帜以来，每次总统选举，人们都说年轻人的选票将会改变局势，将民主党候选人送入白宫，但这一点从未得到证实，直到“60后”奥巴马出现，激发了他们的投票热情。人们注意到，今年初选中参加投票的30岁以下人数比2000年和2004年增加了一倍，而大选出口民调显示，年轻选民在全体选民中的比例上升到18%。奥巴马在胜选演讲中谈到了他们:“（我们的竞选活动）从年轻人那里汲取了力量，他们拒绝接受认为他们这一代人冷漠的荒诞说法；他们离开家，离开亲人，从事报酬微薄、极其辛苦的工作。”

作为“前辈年轻人”，奥巴马在1996年被选入伊利诺伊州议会之前，身兼义工、教师、民权律师等多重身份；之后的8年间，他仍然坚持在芝加哥大学讲授宪法学，而该校“芝加哥学派”素以右翼经济观点闻名，再怎么看，奥巴马都不会不懂得保守派的经济思维。现实是，美国年轻人不满大学学费的激增，担忧毕业后起薪下降，恐惧经济危机加剧失业，希望政府能出手相助。奥巴马利用他们求变的心态，反复宣扬这场竞选是为了他们；麦凯恩不管这些，单单指责奥巴马为“美国国会最左的参议员”，未免有点失策。何况，美国政府9、10月救市时，芝大就有很多老师签名反对，但里根主义的信徒布什和伯南克都积极行动，麦凯恩最后也不得不投了赞成票——或许他早该这么做，以免被批评为教条主义。

谈及“60后”，或可比较一下全球现任知名领袖的年龄。穆加贝84岁、穆巴拉克80岁都还在当总统，应该是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才有的现象。亚洲的首脑除了印度总理辛格76岁外，大都在70到50岁之间。欧洲和南北美洲的领袖相对年轻些，除了贝鲁斯科尼72岁、卢拉63岁外，大多集中在57到49岁之间。既然欧美领导人平均年龄50多，麦凯恩72就格外显老了。奥巴马47岁稍显年轻，不过布莱尔11年前当选英国首相、萨帕特罗4年前当选西班牙首相、卡尔德龙两年前当选墨西哥总统时都才44岁，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今年才43岁，而克林顿首次当选总统时也不过46岁，肯尼迪当选时更只有43岁，跟他们比起来，奥巴马不算最年轻的。

垂范世界的冲动

美国人要创造历史，本可以给希拉里或佩林机会，但欧洲民主制度下早有撒切尔夫人、默克尔、弗赖贝加（拉脱维亚前总统）等巾帼领袖产生，拉美也有几位左翼女总统，更不用说南亚和东南亚的娘子军团了——选择女性元首体现不出美国的开创性意义。而一个有着鲜明肤色差别的少数族裔上台，却是破天荒之举，不仅对美国而言，对世界同样如此。

勉强可以作比的，有法国总统萨科奇和秘鲁前总统藤森。萨科奇生于一个富裕的匈牙利逃亡贵族家庭，祖父是希腊犹太人，母亲是法国人。尽管萨科奇不会讲匈牙利语，也很少和匈牙利亲友联系，但他多次在竞选阵营中提及他的匈牙利血统。当然，法国和匈牙利都是欧洲白人国家，宗教文化上差异不大，匈牙利移民登顶的难度并不高。藤森是日本裔，其父亲是1920年从日本熊本贫穷的乡下飘洋过海到秘鲁的下层移民。藤森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专家，能在秘鲁总统府里披上绶带，很大程度上与秘鲁力图争取日本投资有关。

论及肤色不同，有必要提到秘鲁第一位土著人总统托莱多（2001~2006）。他是印第安人与白人混血儿，留美25年后才带着全家回到秘鲁。但秘鲁印第安人和印欧混血种人合占全国人口77%，诞生一名混血的土著人总统并不奇怪。另一个南美小国的土著人总统莫拉莱斯，是玻利维亚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他在印第安人占54%的国家上台也属正常。反过来说，这些国家人口居少数的欧洲白人后裔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才是不正常的。

若是祖籍在本国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则他们取得最高权力并不难，印度、前苏联、越南、泰国政坛都有这样的例子。部族众多的非洲国家则经常在国内上演诸如此类的闹剧。

由上可见，黑人当选美国总统的首创意义，不在于简单的移民、肤色或民族问题，而在于一个人口只占全国13%的传统上被压迫民族（同样是少数族群，天主教徒占美国人口28%，拉美裔占15%），如何能够让自身的一员获得被称为“WASP”的欧裔新教徒的认同。美国历史上只有肯尼迪这样一个非“WASP”的天主教徒当上了总统，犹太人也没有机会（麦凯恩的好友、戈尔2000年竞选总统时的搭档约瑟夫·利伯曼是第一个挑战总统职位的犹太裔，可惜在2004年初选中败给了克里），但奥巴马不仅替民主党延续了肯尼迪的神话，还替曾经被作为奴隶集体贩卖的非洲裔赢得了尊严，一些人更认为他就是新美国精神的化身。

奥巴马总统诞生后，人们尽情联想:德国能否出一个土耳其裔的总理？斯里兰卡能否出一个泰米尔人的总统？以色列会否诞生一名阿拉伯人总理？南非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多年后，会否重新选出一位白人总统？这样的追问之前只能得到否定的回答，但以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