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被夷制”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越南几乎被视为“微型中国”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一次小型研讨会上，越南驻地代表Benedict Bingham认为，越南的通胀看上去不像是外生的，而是本国央行发行货币过多导致的。

近几年来，为了满足越南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要求，越南央行定的利率非常低，便于他们信贷融资，这些大型企业获得过多的信用贷款(大约占总信贷的70%以上)，固定资产飞速增长，与之相对应的是越南财政赤字的剧烈恶化。

同时，由于越南处于亚洲产业转移的最低端，它往往成为一个最后的产品组装地(在确立出口导向之前，是需要一个进口导向阶段的)——在这个阶段，需要大量进口(上游品)来完成下游产业的发展，这体现在越南的经常贸易赤字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越南的贸易赤字是有着历史情境因素的，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越南似乎并没有足够的紧迫感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越南尽管传承着中国的发展路径，但却在一些“路径点”上“离散”了，从而显现出另外一种气质。 这需要还原越南路径的政治和经济的历史情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越南一直是个“学习型国家”，苏联和中国都曾经是它的导师，它也在这两个导师间徘徊不定。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越南几乎被视为“微型中国”。

1986年后，越南开始“革新开放”，基本上效仿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改革初期也引入“双轨制”来刺激农业和工业生产(这是一项过渡政策)，随后，越南像中国一样，以无比的热情来欢迎外资。同时，越南也向中国学习，采取联邦分权式的经济模式以及分税制，越南各省就像中国各省一样，热衷于引入资本、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GDP数字考核。

越南一直试图超越中国“导师”。但令他们一直沮丧的是，中国吸引国际产业资本的综合能力一直远在越南之上。

越共是“派”系型

“派”意味着他们虽然一党，但却有不同的思想指导，以至于有裂而为“二”的可能

越南原本被划分两块，但又于1975年统一(北越兼并了南越)。南越势力一直成为自由化的代表，随着时间推移，对北越形成了某种政治区位上的制衡(越南政治四巨头中，2个来自北方2个来自南方，这非常明显地作用于党内政治和经济政策的选择上。

比如总理阮晋勇默许局部私有化和国有资本退出，而党的总书记农德孟则反对这么做。

在意识形态领域，越共也非常复杂。越共的早期领袖胡志明自称自己是个浪漫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美国总统林肯的信徒。这一思想资源也使得越南1992年的修宪中，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改为“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有趣的是，今年4月15日，越南悉数高层参拜越南历史首位君主雄王的国祭，试图在历史中寻找道统资源，寻找神的记忆而不是固守唯物主义无神论。

越南的区位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非大一统”性决定了越共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呈现出更多的政治多样性。越共是“派”系型。“派”意味着他们虽然一党，但却有不同的思想指导，以至于有裂而为“二”的可能。“帮”则指虽然各自有私朋利益，但却能在一个根本利益下进行自身维系。

正是因为越南“派”系型国家的性质，使得越南的政治格局显得非常微妙。总理阮晋勇揽得反腐大权之后，试图用反腐为武器，逼迫一些保守势力就范。例如，阮晋勇最近查处的赌球案——世行援助的巨额资金被挪用成赌球款，新闻记者曝光越共总书记农德孟的女婿参与其中。

恰恰也因为这种国家政治的差异，使得越南无法完全拷贝中国道路。越南必须在国家战略上找到另外一个导师，这个新的导师是新加坡，新加坡也是一党制，李光耀家族管辖的人民行动党一家独大。

新加坡提供越南的经验是:扩展外资进入的自由度(提高金融开放度)、用反腐保证党权的合理性、纵容劳工权利以及淡马锡式的国资控制模式。而越南基本上吸纳了这些方式。

对外资进入一再降低门槛、让总理阮晋勇负责反腐，阮以反腐为武器来控制省级扩权、越南此起彼伏绵延不绝的劳工罢工运动让越南制造业的外来主体投资者——台商感到头疼，也使得在越南最能产生技能积累和人员就业的制造业并没有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锋芒。淡马锡式的国资控制模式更容易产生“裙带融资”和“隐形私有化”。

“两个导师制”既让越南发生了省级分权和财政联邦制下的经济过热，也让越南无法进行快速的产业竞争力提升，同时还让越南热衷于不切实际的金融开放。

越南为外资进入金融领域提供了过度的便利:外资可以在30%的限度内很轻松地购买越南银行的股权、合资或者开设分支行(商业银行领域几乎全面开放)、非常宽松地进入越南的房地产以及股市。

越南的举动吸引大量热钱而不是产业资本，它们更愿意炒高越南的股市和地产，而不是进入制造业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