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聪明遭到“监院”弹劾辞去“检察总长”的职务后，其所直接统辖的特侦组检察官传出不少不平之声，有人表示应随“总长”去职而集体归建；有人表示对于“监院”弹劾难以接受；有人则表示在新任“总长”到职前，特侦组根本无法起诉任何案件，即使是签结或搜索也不能贸然进行，特侦组的工作似乎处于停摆状态。

这些反应，如果足以显示出陈聪明的领导风格，可以反证陈聪明受到“监院”弹劾，其实并不令人感到遗憾。如果陈聪明两次精挑细选出来的特侦组检察官，所呈现的专业水平就是如此，“法务部长”乃至于新的“检察总长”，可真该检讨一下检察系统的专业伦理教育，是否出了问题。

抱不平的检察官们认为陈聪明不是干预办案的“检察总长”，黄芳彦“出境”前行迹并未败露，特侦组并无足够资料限制其“出境”，以之归罪陈聪明，并不合理。此一说辞，形同是特侦组全体在为陈背书，与当时特侦组全体检察官一字排开为陈聪明声援的公开记者会，相与辉映。殊不知此种自认为应与长官有难同当的“义气”，却是检察官职务伦理败坏的现成例证。

“监察院”弹劾陈聪明，并不是基于黄芳彦的犯罪实证俱在，因为特侦组的不作为，“监察院”根本无从查证黄芳彦有无犯罪。“监察院”弹劾陈聪明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陈聪明不避形迹，在特侦组侦办扁珍案的关键时刻，竟然与时任“法务部部长”的施茂林同在黄芳彦家中聚会密谈；二是陈聪明对于“监察院”调查其等密会的内容为何，说法反复，辞谎情虚，完全无法交待为何聚会，也不能辩解为何隐瞒。“监察院”认为违反公务员服务法及检察官守则应予弹劾，于法有据，于理无亏。特侦组用黄芳彦“出境”时事证并不明确为由替陈开脱，其实是避重就轻的政治语言。值得注意的是，没有那一位检察官敢说，毫不忌讳瓜田李下的陈聪明没有违反公务员服务法，没有违反检察官守则。

这一点正是外界最感泄气之处。检察官守则是检察官应该遵守的伦理规范，“监院”以此质疑检察体系的最高首长，不仅陈聪明从头到尾毫不感羞愧，其所属特侦组检察官也不因陈聪明行为不检、严重违反检察专业伦理感到羞愧，反而为陈抱屈；如果特侦组检察官都无视检察官守则、专业伦理之存在，也不愿检讨错在那里，这是否意味日后检察官们都可以像陈聪明一样，任意结交权势人物，出入涉案关系人物宅邸，无须避嫌，甚至不容“监察委员”闻问？

同样令人不解的是，特侦组检察官一方面认为陈聪明不干预办案应受肯定，另一方面又说缺乏“检察总长”，特侦组无法办案。这是在藉怠工威胁吗？是在说“检察总长”该是特侦组的橡皮图章吗？还是在暗示陈聪明指挥特侦组却缺乏领导组织能力？特侦组检察官办案难道不该接受“总长”指挥而独立办案？“检察总长”放手让特侦组检察官各行其事，独立办案，就可以不为特侦组的办案负起责任吗？特侦组办理重大案件，不会不受检察一体原则的拘束，特侦组检察官为了帮陈聪明说话，却背离了检察体系运作的基本认识，特侦组的检察官们是否眼中只有长官，却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所在？

法律上特侦组的建制始意，是要发挥执法的力量，不受政治的干预。领导特侦组的陈聪明，就是因为言行举止牵扯过多的政治瓜葛，以致失去了应守的检察伦理，失去了公共的信用。特侦组的检察官，从一字排开为长官开记者会，到扬言归建，向“监院”抗议，甚至不惜向社会表示工作上无能为力，都予人过度政治化，而不谙专业伦理，忽视专业职责的观感，实在不是检察官应有的示范。

“检察总长”与特侦组的建制，在制度设计上是否该检讨，不必因为第一任“检察总长”遭到弹劾辞职而有过早的结论，但是“检察总长”与特侦组人员的挑选与配置，必须以更慎重的态度产生，这是“总统”、“立法院”与下一位“检察总长”的责任，能不能重建检察信用，恐怕亦取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