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网7月25日讯 台湾《联合报》25日发表题为《林毅夫事件 催生“敌我忠逆”的新判准》的社论指出，“监察院”第二次对“国防部”提纠正案，使林毅夫“叛逃”的追诉事件再度受到瞩目。这是一个政治与法律纠缠不清的问题。

2002年，林毅夫父丧，欲来台奔丧。当时民进党执政，“行政院长”游锡堃及“法务部长”陈定南与林毅夫是宜兰同乡，整个“内阁”自“阁揆”、“法务部”、“陆委会”至“出入境管理局”皆主张依“人道精神”核准林毅夫来台。“立委”蔡同荣在“立院”发动，更力主“废除最后的政治黑名单”。然而，当年如此看待林毅夫的民进党，最近却主张开除登陆参加“两岸论坛”的许荣淑、范振宗的党籍，最后以停权三年落案；蔡同荣对许荣淑的态度，则是“阿公大义灭阿妈”。两相对照，即可见这类事件在政治观点上的矛盾与错乱之一斑。

民进党此次应当站在声援林毅夫的立场，毕竟这是七年前的定论；但是，林毅夫的行为若亦可获得民进党的政治赦免与声援，则民进党的“卖台论”将何以立足？为何许荣淑及范振宗的罪行在民进党眼中尚大过林毅夫？

因而，林毅夫事件不能再陷于政治议论；即使欲从政治观点来探讨本案，亦应从三十年来已被法制体系改变的政治时空来议论。三十年前，1979年，林毅夫叛逃当时为动员戡乱时期的戒严时代，金门是敌前第一线；但是，1987年宣布解严，1991年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今日金门已成“小三通”的门户。这般“宪政法制体系”的巨变，其实使当年林毅夫所投之“敌人”，在“宪法”意义上已经消失；如今的问题是，新的法制并未对大陆作任何“敌我定义”，却将如何主张林毅夫的“叛逃投敌”为“继续犯”？何况，近年来数以万计的“白色恐怖”案件，包括匪谍案、叛乱案皆已平反，亦是因法制体系巨变后产生了新定义。那么，为何唯独林毅夫事件不然？

何况，“国防部”对林毅夫根本是“违法通缉”。1979年5月16日，金门马山连长林正谊（原名）失踪之日，因连旗及战情档案亦失下落，当时即判定为叛逃；但为了粉饰事态，军方却有规划地“吃案”，伪称林已殉职，并发放47万5000元抚恤金。一直到2002年，林欲来台奔丧，“国防部”乃据“他人告发”以“投敌”等罪对林发布通缉令，并扬言将连本带利追缴当年发放的抚恤金，且称林家“诈领”。由此可见，1979年的“吃案”是违法，是政治考量；2002年的通缉也是违法，亦是政治考量。而又竟谓要追回抚恤金，请问林家当年有什么胆子不领那笔钱？而“国防部”有无陷林家于“诈领”的责任？

林案是两岸关系丕变下的大吊诡。当整个“宪政体制”的“敌我忠逆”之判准已经改变，则林毅夫是否仍是“继续犯”，难道没有另作斟酌的余地？否则，“动员戡乱”可“终止”，难道“叛逃”却须“继续”？再就追诉时效而言，倘若在根本上即是“违法通缉”，则岂有“追诉时效”可言？退一步说，即使通缉有效，但林毅夫的“继续犯”，是否到“解严”或“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之日即是“行为终止日”？

两岸关系丕变，“敌我忠逆”的判准亦生巨变。台湾人会晤林毅夫者，不分蓝绿，络绎于途；台湾的媒体，亦不时以重要篇幅报导林毅夫的专业评论。然而，林毅夫却仍是“投敌叛国”的“继续犯”与“通缉犯”，这是否“敌我忠逆”的错乱？另如，力主将林毅夫从“黑名单”除名的民进党，竟对登陆开会的“公妈”党纪开铡，却对“主席姊夫登陆经商”，与不知其数的“绿营登陆经商黑数”顾左右而言他。这是否也是“敌我忠逆”的错乱？

林毅夫案确实是政治上及法律上的疑难杂症，也是一个重大警讯。时移境迁，在新的两岸时空背景下，必须在政治上及法律上建立一套“敌我忠逆”的新判准，以因应两岸新的竞合关系。在政治上，不能再用“卖台”、“不爱台湾”那些陈腔滥调；在法律上，亦必须建立一套“后动员戡乱时期”的新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