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网1月5日讯 澳门新华澳报4日发表富权的文章说，马英九在“元旦祝词”中再次宣示“不统、不独、不武”，展示了其“保持现状”的两岸政策主轴。实际上，其在“元旦献词”中所强调的“这不是消极地维持现状，而是积极地争取一段足够长的时间，让台海持续和平发展，让两岸人民透过经贸、文化各方面的深度交流与合作，增进瞭解，淡化成见，并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为两岸争议寻求一条务实可行的出路”、就暗喻了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已从“先经后政”后退为“先经缓政”以至是“只经不政”。

因此可以预料，在今年一年内以至是其第一个四年任期内，海峡两岸间的经济性事务性协商仍将继续进行下去，因为两岸关系是马英九就职一年多来唯一的政绩所在，如果连这把“刀子”都扔掉了，那马英九就连二零一二年的连任都不要想了。但是，要指望他极极以其是被动消极地展开与对岸的政治对话，则不切实际。因为这不单止是他担心过分“倾中”会影响他的“二零一二连任”大计，而且在骨子里，他对大陆地区的“民主制度”、“人权保障”、“法治水平”、“创新设计”与“生活品质”诸方面，存有孤芳自赏式的偏见，不愿与之“合流”。这与他是否坚持反对“台独”的政治立场无涉。

马英九在其“元旦献词”中最具争议性的一句，是“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也早已成为主权在民的民主社会。我们应当充满自信，台湾的未来，当然是掌握在我们二千三百万人的手中。”有人分析认为，这句“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是其“隐性台独”或“B型台独”的表白；但也有人反驳说，这一表述并未脱离马英九一贯的“一中各表”的立场，这与陈水扁“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表述是有差异的。马英九也一再强调，他的“一中”就是指“中华民国”，领土就是“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范围。马英九还特别强调过，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不是“台湾国”的“总统”。

这后一种说法，如果是使用在马英九单独论述“中华民国宪法”时，或许确是可以说得通。确实，在“宪法一中”的立场上，其领土及于中国大陆（“还有外蒙）的“中华民国”，确是“主权独立国家”，符合“一中各表”的立场。但问题是，马英九在“元旦献词”的这句话，是置于专门表述两岸关系的段落的，其前面有“从前年执政以来，政府恢复两岸协商，始终坚持对等、尊重的立场”，后面有“正因为中华民国是民主国家，两岸政策必须受到国会与舆论的监督，并向人民负责，任何攸关人民福祉的两岸协议，政府一定真心听取各界意见，加强与在野党和人民沟通，以寻求共识，争取支持”。这么一连贯起来，“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句话，其内涵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是将与台湾当局进行两岸协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置于对等、平行的关系的。因此可以说，这句话用在两岸关系上，是明显的“特殊两国论”的翻版。尽管它比陈水扁“一边一国论”的“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性质要轻一些，但仍难以掩饰其“独台”的定位，完全背离了马英九自己曾参与研拟的《国家统一纲领》及“国统会”对“一个中国”的定义。

实际上，当年“国家统一委员会”在颁布《国家统一纲领》后，也公布了《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虽然对“一个中国”的涵义，仍然坚持“应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份”，并指台湾当局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个中国”。此即是台湾当局所主张的“一中各表”的理论基础。因此，《国家统一纲领》的最终目的，就是“海峡两岸应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经过适当时期的坦诚交流、合作、协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识，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而且还订有“近程－－交流互惠阶段”、“中程－－互信合作阶段”、“远程－－协商统一阶段”的进程。比照这个“时间表”，目前两岸间己基本上完成了“近程——交流互惠阶段”的大部分内容，甚至还已完成了“中和－－互信合作阶段”中的“开放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的任务，只差在“两岸应摒除敌对状态，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在国际问题互尊重，互不排斥，以利进入互信合作阶段”。但是，马英九却就是“卡”在“两岸商谈结束敌对状态协议”上，此显见其对进行两岸政治谈判是持拖延态度的。

这一点，在马英九“元旦献词”中的“而是积极地争取一段足够长的时间，让台海持续和平发展，让两岸人民透过经贸、文化各方面的深度交流与合作，增进瞭解，淡化成见，并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为两岸争议寻求一条务实可行的出路”中，可见端倪。因此可以说，马英九不但是放弃了“国统纲领”的“时间表”，而且连“国统纲领”的本义－－追求国家统一，也已放弃，而代之以“为两岸争议寻求一条务实可行的出路”。－－这个“两岸争议”指的是什么？语焉不详，既可能是指两岸对“一中”的不同看法，也可能是指其他各领域的不同看法，但肯定就不是国家统一。这也就难怪，马英九的任期即将过半 ，但仍不愿恢复被陈水扁终止了的《国家统一纲领》及恢复“国统会”的运作。而不要忘记，陈水扁在“终统”时，作为有份研拟“国统纲领”的马英九，是义愤填膺并严辞批判的。

因此，马英九在“元旦献辞”中表态“共建和平环境，深化两岸交往”，只是“方法论”，并非“目的论”。在私，为的是要保住他就职以来唯一的政绩——两岸关系缓和，否则连这项政绩都失去了，那就真正是“昏庸总统”了。在公，则为的是避免台湾陷于“边缘化”。这一点，他在“元旦献辞”中的“因应‘东协加一’，调整全球布局东盟”部分，就说得很清楚。而且，他要与大陆洽签“ECFA”,也是为了方便与其他国家洽签“FTA”。

尽管如此，马英九却又在“元旦献辞”中，不自觉地将两岸关系与政治挂上了勾，那就是“两岸关系的缓和，也获得国际社会普遍的肯定，连带增进中华民国与主要国家间的互信，打开深度交往的大门。在国际社会中，台湾象征的意义，除了‘自由’、‘民主’、‘繁荣’以外，又增加了‘和平’一项。从前许多国家回避台湾，深恐卷入两岸对立，如今两岸和解，他们开始愿意与我们商谈免签证待遇或避免双重课税协定，也有更多国家愿意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及其相关活动，这些都是两岸关系缓和的附带效果。”不过，他又强调，“政府也不会一厢情愿，将台湾对外关系完全寄托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我们会采取平衡原则，让两岸关系与对外关系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会有所偏废。事实上，两岸和解增加了台湾的国际空间，也使我们更有意愿与信心继续深化两岸关系，两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这就把马英九的现实主义完全暴露无遗。

然而，马英九似乎是忘记了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原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上层建筑也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两岸关系中的经济合作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就必然会自动突破“只经不政”的桎梏。届时，要挡也挡不了，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义为转移的。实际上，台湾过去就曾有过这方面活生生的例子。一方面，当台湾的经济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民主化的浪潮兴起，而终于导致解除戒严，实行民主政制。另一方面，当台湾的经济发展到了瓶颈，导致大量台商到大陆寻求第二春之时，什么“戒急用忍”、“积极管理”，都阻挡不住其脚步。因此，当两岸签署了“ECFA”，未来两岸经济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两岸政治对话就自然而然会来，所谓“积极地争取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之说，必然会被历史证明是判断失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