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昨日下午，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在中国游泳协会官方网站上发表的最新回应，为清华跳水队总教练于芬担任法律顾问的王兆峰律师接受了记者的独家连线。从法律的角度，王律师条分缕析“检举门”事件中多处有悖常理的地方，并透露“今天下午于芬再次正式致函总局监察局，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得不到圆满解决，我们最后只能通过司法介入。而如果于芬教练(向我)陈述的情况属实，那么这场官司的胜率很大。”

没有于芬的授权，代领高额奖金程序不合法

在游泳中心做出的四点回应中，五位于芬奖金代领人的身份愈发清晰:“其中有4人当时来自于清华大学跳水队，另一人是当时与清华大学跳水队在同一场地训练的跳水教练员。经核实，其中4名代领人已证明当时就将代领的奖金交给了于芬同志，另外一人涉及到发生在2000年前后代领的四笔共计13390元的奖金，正在与本人核实。”

而对于这一点，不论是于芬本人还是王律师都无法认同。“涉及到的奖金数额巨大，没有本人的授权，就任由他人代领，事后也不能提供收据。这样的奖金发放程序实在不合法。”王兆峰律师直言这种做法有违常识，尽管于芬教练不在国家队执教，但是将奖金交给同在一所城市的本人并不困难。“一个说认识你的人，去会计那代领你的工资，你认为一个正常的单位会给他这笔钱吗？代领的前提是经过了当事人的同意。”为了让大家理解这其中的逻辑，王兆峰律师打了一个比喻。

从游泳中心发表的两次正式回应来看，于芬的授权书和收据都没有被提及，只是重申了代领奖金交给了于芬本人，虽然没有透露五人具体姓名但代领行为已经得到核实。

奖金“不下一百万”，质疑代领行为子虚乌有。

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于芬曾经透露过其中一名代领人的身份，“(监察局)调查说有一个叫吉勇的代我领了好几笔奖金，但他本人明确告诉我从来没有代我领过任何费用和奖金。今年6月9日，他甚至已经写下了书面的证明来说明这一点。他到游泳中心查对了，他确实看到了签名，但只是复印件。他肯定自己没有从游泳中心领任何钱，他怀疑是自己到游泳中心领取清华跳水队队员注册证时的签名被人盗用了。”不知道吉勇是否就是游泳中心最新回应中，正在“与本人核实”的同一人。不过，对于其余四名代领人的身份，于芬和王律师是否进行了相关的调查取证呢？

“按照于芬的说法，她没有收到过任何一笔代领人的奖金。在这一情况属实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如果代领的行为子虚乌有，那么他们是谁并不重要。”王兆峰律师如是回答笔者的提问。

在王律师看来，除了缺乏应有的授权书和收据，关于奖金的数额也是游泳中心的回应中没有涉及的部分，“精确的数目我们也没有算出来，因为于芬教练带的队员实在太多了，多次参加国内外的比赛，按照相关的奖金发放办法，每个人的情况都不相同。但于芬教练曾经跟我说过，奖金不下一百万。”王兆峰说道，而于芬教练表示她只收到过国家队发放的三笔奖金，总额为15万8千元。

于芬游泳中心各执一词，致函监察局期待正式答复

有，还是没有，这是个问题。面对愈演愈烈的“检举门”，以及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的局面，让向来严谨客观的王律师也忍不住用“闹剧”一词来形容事态的近况，“最初，我们通过总局下设的职能部门监察局进行检举，是希望能通过内部解决的办法来处理问题。但现在于芬和游泳中心双方各执一词，都透过媒体频频澄清、自说自话。原本期待调查部门能够进行公正的裁判，但也没有给双方和公众一个正式的答复。快十个月了，监察局没有给于芬一个明确的答复，事态没有得到平息反而更加扩大，真的快要变成一场闹剧了！”

难道，10月27日国家体育总局监察局负责人的答新华社记者问，透露在今年四月曾经约见于芬，并得出“经监察局协调，游泳中心组织人员就于芬举报信中提及的7名运动员18笔奖金发放情况逐一进行了核查。期间翻阅了有关财务资料，除于芬自己领取的奖金外，其他奖金由5人代为领取。核查结果表明，奖金发放手续清楚、完备，不存在周继红个人侵占奖金问题”的结论，不是对该事件的一个答复吗？

“(监察局的答记者问)并不能算是最后的答复，于芬对游泳中心的检举是实名制的，而监察局负责人的答记者问是匿名的。于芬检举的是游泳中心，却让被检举的人自己调查自己，最后调查进行到哪个阶段了、得出了怎样的结论……除了一次约见之外，监察局没有向于芬本人对此事进行过正式的答复。今天下午我们已经再次致函总局监察局，希望不是透过媒体，而是能当面给于芬本人一个正式的答复。”距离上一次于芬实名向总局递交检查信已经快十个月了，不知道下一次等到他们的回应将会是什么时候？

“我们始终不希望把事情闹大，希望事情能尽快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否则这样下去对国家跳水队，甚至中国体育都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如果总局监察局还不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答复，我们将不排除诉讼法律的可能性，而且在于芬陈述的情况属实的前提下，官司的胜率很大。”至于何时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还给自己一个公道，王兆峰表示只有通过行政手段不能解决时，才会考虑司法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