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家住株洲市的律师佘某乘坐K510次列车从株洲前往长沙，补票时列车员收了其7元钱，其中票价6元、手续费1元。事后佘某了解到，按照国家的新规定，株洲到长沙的票价应为5.5元，但铁路部门还在按旧规定(6 元钱的标准)收费。于是他将该次列车所属的广铁客运公司诉至长铁法院，要求在湘、粤两省的主要媒体上向其赔礼道歉，退还多收的票款0.5元，赔偿其精神损失费2万元。

长铁法院立案庭在收到起诉书后了解到，事情发生后，广铁集团客运公司多次派员专程到株洲和佘某联系，对其监督行为表示感谢，对该次列车未按新规定多收票款的行为进行了整顿，将多收的票款退还，还聘请佘某担任客运公司的“路风监督员”。对于佘某仍执意将客运公司诉至法院，长铁运输法院立案庭认为，佘某的行为系滥用诉讼权利，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和立法精神，不予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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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不要随意举起“滥用诉讼权利”大旗

从法理上讲，从立法精神讲，任何人都有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讨个说法”的权利，法律也应保护这种权益，怎么能说是滥用诉讼权利和不符合立法精神呢？他们所说的“诉讼经济原则”，最大可能是怕受理一起只为了区区5角钱、而且对方已经做出歉意表示的官司，是对有限的司法资源的浪费。殊不知，审判所彰显的意义有时是不能用经济得失来衡量的。只要是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就不能说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具体到此案，佘某尽管拿到了退款，但他要求的精神赔偿和登报道歉并没有得到实现，为什么不能通过诉讼得到满足呢？这种行为可能比“私了”浪费时间、物力和精力，但这是他的正当要求，别人不能随意以种种理由强迫其放弃。在诉讼请求上，5角钱和5亿元不应该存在质的差别，因为它们蕴含的法律意义是一致的。

当法院面对公民诉讼时，如果随意祭起“滥用诉讼权利，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和立法精神，不予立案”的大旗，这才是真正的“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和立法精神”。如果有人摇晃这面大旗是为了搞部门保护，那就更等而下之了。

南方都市报:彰显法律觉醒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法律意识开始觉醒，懂得了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中国民主与法制的一大进步。

但同时也应看到，法律也有被利用、滥用、误用的倾向: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诉讼造成的轰动效应，打官司是假，自我炒作是真——这是法律的被利用；还有一些人，打官司是为了赌气，动不动扬言上法庭——这是法律的被滥用；还有一些人不正确地认为，惟有打官司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法律的被误用。

长铁法院对这起“五毛钱官司”说不，所彰显的意义尤其深远而重大——也就是说，法律开始意识到了以往司法实践中的偏差，拒绝被利用、滥用、误用，还其社会正义公器之本色，将自身特定的功能作用发挥到最大。

网友：反对出于个人利益需要而去滥用诉讼权利

从佘某的律师职业和让人莫名其妙的两万元精神赔偿，很难让人对其起诉动机从积极意义上去理解。既然问题已经得到圆满地解决，通过法律方式也不过如此，以广铁集团客运公司事后态度，显然要超过法律审判的结果，作为律师的佘某不可能不知道结果会怎样，那为什么非要如此‘固执’起诉呢？显然佘某在利用起诉权达到一些个人目的，是为了扩大他的律师职业影响力而打官司，因此，很难让人认为他是在维护消费者利益，以这样的高尚动机同广铁集团客运公司打官司。

我不认为为五毛钱打官司是小题大作，不可以作为起诉条件，但广铁集团客运公司事后所做的一切已经失去打官司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长铁运输法院立案庭认为，佘某的行为系滥用诉讼权利并没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媒体介绍一些象这样的起诉官司之后，有不少人开始滥用诉讼权利，他们以公众利益为借口，披上正义外衣赢得人们的支持，实际有不可告人的自我牟利动机，从他的‘执着’态度就让人怀疑他有这样不良动机。

第一个为五毛钱打官司的人出于维护公众利益，但这件事良好的效果会被以后人根据个人利益需要利用，损害这种高尚行为的正面形象，结果弄得真假难辨，也因为如此使法院以后有了‘滥用诉讼权利’的拒绝借口，使真正有必要为五毛钱打官司的人失去起诉机会。

如何避免法院利用‘滥用诉讼权利’作为拒绝起诉理由，是我们以后面临很主要的问题，法院也存在滥用‘滥用诉讼权利’拒绝权问题。象五毛钱这样的矛盾，有时候需要法律的支持，有时候需要法律的拒绝。什么时候支持，什么时候拒绝，这是一个难题。从这次为五毛钱打官司事件来看，已经暴露这样的问题，对这次法院拒绝起诉我是持支持的态度的，但仅是这次，下一次我未必会同样支持。

我不希望中国的法律有一天象美国法律一样走极端，无所不管，事无巨细，什么事都要通过法律解决，结果造成‘滥用诉讼权利’问题，这样法治社会并不符合中国法律的诉讼精神。当然并不是说中国法律不管一些象为五毛钱打官司的案件，关键在于我们怎样认识这类案件的性质，中国法律也要管一些小事，但要管科学合理，达到最佳社会效益目标。

（网友: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