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到北戴河向小平同志请示

谈判过程中，双方争执得很厉害。这也反映到每轮会议后发表的公报上。第１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中，提到双方认为本轮会谈是“有益的”和“建设性的”。第２轮的这句话，“建设性的”没有了，只说“双方进行了两天有益的会谈”。第３轮只有“双方举行了进一步会谈”一句话，什么形容词都没有了。香港社会和媒体都很敏感，他们纷纷猜测，一定是谈得不顺利。

第７轮会谈后，柯利达奉召回国当撒切尔的顾问，还是主管香港的事情。换了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当团长。这时中央决定我们也要换人。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５日，第８轮会谈时就让我当团长。

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１日举行第１２轮会谈，中英香港谈判进入第二个议程，即１９９７年前的安排问题。小平怕在这个期间出现混乱，认为需要有一个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我们根据小平的意思拟了个草案，开始叫“中英联合委员会草案”，在谈判桌上交给英方。英方一看大吃一惊，直到６月中旬仍不同意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

这时柯利达着急了，建议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国来访问。

那时的国务院总理也比较着急，因为英国外交大臣来了要见他。总理把当时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我找去，在他家里谈此事。我把我的想法说了，认为时间上也还可以照顾英方一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晚一年或两年进驻，给英国人一个面子。总理叫来秘书，说：“你赶快安排专机，明天清早飞北戴河。”又对我说：“你跟吴学谦（时任中国外长）一块去。你是直接负责的，你要去汇报。”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去了。

我们到小平同志那儿汇报完，小平同志稍微考虑了一下，说：进驻是必须的，名称可以改，进驻时间早晚也能松动。晚两年进驻和晚两年撤销也无所谓。你们争取按此方案谈出个结果来。

５．疑心有窃听器　英方树下谈工作

我们和小平同志谈好就赶回来了。第二天，１９８４年７月２８日，杰弗里·豪和柯利达这班人马就到了。他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头天中午，我安排了一次会见，由我做东，请柯利达等人吃午餐。那次午餐我就说：现在已到了这样的时刻，这个问题需要早一点解决。我们考虑再三，提出一个方案来，比在北戴河商定的“要价”高一点。

午餐后，柯利达马上从国宾馆２号楼跑到他们住的楼，把这个情况汇报给杰弗里·豪和港督尤德等人。杰弗里·豪一听，说：“你不要在屋子里谈，屋里可能有中国安的窃听器。咱们到外边，找个大树底下谈。”那时是７月份，热得不得了。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天晓得大树底下是不是也有窃听器。”他就请柯利达汇报我讲的这个情况。杰弗里·豪认为这是中国底线，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但尤德不同意，说要逼中国做更大的让步，最好能打掉联合小组。但他是少数，多数还是认为搞不好要破裂，要马上向伦敦发报提出建议。所以那天下午的会谈，柯利达缺席，我们想他大概是跑回使馆发电报去了。第二天，姬鹏飞（时任国务委员、国务院港澳办主任）请吃饭，刚喝了个汤，那边就来电话把柯利达叫回去了。我想是回电了。果然如此。撒切尔夫人同意跟我们达成妥协，这样就达成协议。

６．小平同志深夜乘专列返京

我们一达成协议，马上报告给小平同志，他就坐专列回来见杰弗里·豪。小平同志７月３０日深夜乘专列离开北戴河，３１日早晨回到北京，上午会见杰弗里·豪。见他前，小平同志找我们去汇报，我就讲了这个经过。小平同志听了很高兴，说：那好了，大问题都解决了，等会儿我见他的时候就可以讲欢迎英国女王来访了。

客人一来，小平同志很高兴，先开了个玩笑说，你看我在北戴河都晒成非洲人了。他还说：我们的周南部长助理和你们的伊文思大使工作都很出色啊，现在已经基本达成协议了。接着杰弗里·豪凑了个趣，说：中英谈判如果没有周南，就像中国的正式宴会没有茅台酒一样。

杰弗里·豪提到茅台酒时，小平同志哈哈一笑……

记得１９９２年小平同志“南巡”，到了深圳，我从香港过去看望他老人家，并表示港人都期待着他在１９９７年回归之时，到香港来看看。他当时说：“好，好，还要继续奋斗啊！”可惜，他老人家离回归只差半年就走了。如果能多活一两年，亲眼目睹香港回归的盛况，那就更圆满了。

参考资料

周南简历

周南，祖籍山东曲阜，１９２７年１１月生于吉林省长春市。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８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燕京大学经济系、西洋文学系。

１９５１年进入外交部门工作。１９８３年１月起任外交部部长助理。１９８４年１月至９月，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和英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就解决香港问题，举行了自第８轮至第２２轮的会谈。１９８５年５月代表政府与英国驻华大使互换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批准书。１９９０年１月至１９９７年７月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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