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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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鏖战 “神秘佛”

文人立言、立名、立功的梦想，似乎全部得以在金庸身上实现。但他却为当下社会倾向“权力”、“金钱”、“效率”、“物质的价值”等外物而忧虑。这是个“异化”的时代，人类忘记了自身。

洞世方能出世

名满天下，谤必随之。

金庸31岁完成自己的第一本武侠小说 《书剑恩仇录》 ，35岁创办自己的报纸。一支笔写武侠，开创江湖，纵横天下；一支笔纵论时局，享誉香江。少年游侠，中年游艺，老年游仙。为文可以风行一世(几世流传当不成问题)，为商可以富甲一方，为政可以参国论要(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文人立言、立名、立功的梦想，似乎全部得以在金庸身上实现。

金庸已年过八十，行踪和地位开始屡遭文化民兵的狙击和诟病。

想必老先生不为所动，毕竟是精读经论的佛教徒。

金庸精于论世，在报刊上撰写政论，历时三十余年，最大的特色是“喜作预测”，常常公开对未来事情的发展提出明确而肯定的判断。“我作的许多大胆推断，后来事实大都应验了，并没有重大失误。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运气不错。”金庸说。这些大事包括林彪倒台、邓小平复出、香港回归等。

在 《明报》 工作多年、与金庸关系密切的董桥说得更到位：“利己之心的确是人类秉赋之自然也。查先生当年在 《明报》 天天写社评议论世局国事，有口皆碑，不少人想知道他判断政情为什么都那么准。查先生私底下总爱说，人是自私的，推测个人或政府的用心和行动，必须推己及人，先从其自私的角度衡量其得失，然后判断其下一步之举措，一定不会离题太远。”

这就是洞察世事人心。金庸的佛教信仰也非常人一般地打坐烧香，而是精研论藏，善思妙悟。他对日本的佛教领袖池田大作说：“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我心灵上最接近般若宗。” 般若就是洞世的智慧，洞世之后，自生出世心。

金庸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谈及自己皈依佛教的机缘。1976年10月，金庸19岁的长子查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金庸打击极大，“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这种悲哀笼罩了金庸很久，在其武侠小说修订中也能看见痕迹——在小说 《倚天屠龙记》 后记的结尾说：“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此后一年中，金庸阅读了无数书籍，探究“生与死”的问题，觉得这个疑问，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金庸以前接触过基督教，但后来领悟到(或者说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更适合去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