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与辜振甫的握手,犹如在黑暗漫长的隧道中点亮了一盏灯,使几乎失去信心和耐心的两岸中国人,看到了民族和解的光明和希望。它确立的“一个中国”原则,及其展现的和平精神、包容精神、平等精神为结束两岸分裂状态、走向最终统一铺设了一条和平的道路。
【评论】
一、 汪辜会谈的前奏
自1949年国民党当局逃台后,一直奉行“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两岸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接触谈判是在1986年5月。这是一起因偶发事件引发的两岸谈判,台湾当局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拉上了谈判桌。两航谈判成功也为两岸解决纠纷创造了一种“华航模式”,它标志着国共两党及两岸关系的一个新起点。“金门协议”的签署,为其后两岸的授权民间机构的商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0年11月21日,台湾当局成立了“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在北京成立,两会成立后,充分发挥了沟通化解的桥梁作用。从1992年3月到1995年6月,两会进行了包括第一次“汪辜会谈”在内的各种层级的总共17次商谈。
1992年底海协会与海基会达成共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为1993年的“汪辜会谈”铺平了道路。“九二共识”的核心内容与精神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与“交流、对话、搁置争议”。2000年4月,“九二共识”的名称由当时的台湾陆委会主委苏起创造并公布,用以在字面上替代国民党自1992年至2000年间使用的“一中各表”之内涵。
二、首次“汪辜会谈”及成果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经过两岸的共同努力,备受注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这是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机构最高负责人之间的首次会晤,也是40余年来,两岸高层人士的首次接触商谈。尽管这次会谈只局限于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和功能性的范围,但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已引起台湾岛内的高度重视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1993年4月29日上午,在唐邱会谈的基础上,汪道涵会长和辜振甫董事长代表两会正式签署了《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信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会谈制度协议》及《汪辜会谈共同协议》4个文件。
汪辜的握手,确立了“一个中国”原则,展现了和平精神、包容精神、平等精神,为结束两岸分裂状态、走向最终统一铺设了一条和平的道路。
三、“台独”逆流的冲击
“汪辜会谈”后不久,台湾当局即于当年6月“参与联合国”的活动,李登辉公开声称,他“从未讲过一个中国”。1995年李登辉访美在国际上大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1998年汪辜再次会面并达成四点共识。但由于台当局刻意回避一个中国原则,不愿展开政治谈判并进行预备性磋商,只是含糊表示展开议题广泛的对话,使四项共识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1980年代末,李登辉还称:“一个中国是最高原则”。1993年底,李登辉的“主流派”完全控制岛内政治,觉得无需再向北京低头哈腰。到1999年,李登辉宣布“两国论”。这种政策的演变,明显是系统性的和有预谋的。李登辉只不过是以汪辜会谈为掩护,声东击西而已。
辜振甫在1998年10月访问北京,为了想法打消汪道涵到台湾回访的念头,李登辉决定在来年7月公开谈论“两国论”立场。结果“两国论”的抛出,连辜振甫都相当惊讶,事前完全不知情,而大陆也取消汪道涵到台湾回访的邀约。
四、“汪辜会谈”的历史意义
首先,双方在会谈中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为今后各领域的互助合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标志着两岸的“谈判时代已经来临”。第二,两会联系与沟通管道的确立,开启了两岸沟通正常化、制度化的大门,对今后两会领导人互访及解决两岸交往中存在问题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三,会谈的成功有助于增进两岸的互信,说明只要双方本着“求同存异,平等协商”的原则坐下来谈,许多问题都可望得到解决。
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2005年4月29日下午“胡连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对1993年的“汪辜会谈”给予了肯定。连战表示,我们在1993年曾经双方面在新加坡进行了首次的会谈,也可以说打破了当时已经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僵局,之后在1998年辜汪两位先生又在上海会谈,可以说更进一步来推动两岸和平的意见的交换。
 
 
    台湾问题,远比原想的要复杂的多,没捷径可走。“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争取台湾民心还需花大气力,磨和化解其怨气甚至“赌气”。因此,当然不会急于求成。力克不如智胜,智胜不如德全。但愿持之以恒,铁杵成针,勤于自省,以柔克刚,终至“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而对台独势力,则既抽丝剥茧,又釜底抽薪。长线战略是静待天时,善补地利(硬国力),躬勤人和(软国力)。短线操作是立马盘弓,引而不发,静观局势,以期日后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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