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达赖执政长达38年，一生坚忍卓绝，领导过西藏人民两次坚决抗击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反对清廷的民族压迫政策的斗争。其间虽一度有亲英反汉倾向，但仍迷途知返，晚年十分积极致力于恢复、改善同中央的关系。

由于十三世达赖从身体不适到圆寂仅仅只有17天，而且病重期间，除图登贡培等少数近侍亲随外，就连嘎厦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都不知情，一场政治风暴在十三世达赖圆寂后爆发了。

因受十三世达赖圆寂之谜而被流放的图登贡培凭借着自己的影响和声誉在流放地没有受到太大的折磨，甚至得到当地官员及僧俗群众的同情和资助。1936年图登贡培逃往印度，由于他与嘎厦政府驻樟木(中印边境口岸重镇)总管、来自康巴地区大家族的邦达养壁有着深厚私交，在邦达总管的支持下，他向英国驻印度总督要求政治避难，获得英印当局的批准。

由于十三世达赖所处的时代背景复杂，十三世达赖本人又有复杂的政治经历，再加上他个人在政治上的能力与影响，因此，他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就备受重视。对于他在20世纪前期于西藏进行的这次旨在振兴西藏经济、军事的改革，一般认为是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鼎新之事，甚至是将西藏带进20世纪现代社会的一次尝试。

从18世纪中期英国人波格尔首次入藏开始，到20世纪前期，英国对西藏的侵略通过最先的垂涎觊觎到最后两次直接出兵，对西藏震动很大。英国人凭借极少的人数打败了藏军，这使十三世达赖首次认识到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他后来下决心进行军事改革，其发端即为这两次事件。

从1895年开始十三世达赖上台亲政，当时的国内政治局势对西藏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下岌岌可危，朝不保夕，更无暇顾及西藏；另一方面西藏处于英国的威胁和俄国的利诱之中，使年轻的十三世达赖深感政治的险恶；再一方面，西藏内部的局势更为复杂，在他之前的几位达赖都是英年早逝，这其中不排除政治上的权力争斗。

十三世达赖感觉受到生命威胁，于1910年2月率众出走印度。他一到印度即被英国人拉拢诱惑，产生分离思想。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大吉岭居住期间，与英印政府驻锡金政治专员查尔斯·贝尔关系密切，据称他从贝尔那里“学会了许多现代斗争知识”。

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颁布他亲自参与起草的向全体官员和民众宣布的文告（即“水牛年文告”），这可以视为其进行改革、实行新政的发端。

这些派别和利益集团在改革开始的十年中彼此的力量尚处相对平衡状况，但进入20年代以后局势发生改变，同时各派之间的对立也加剧了。几年之间发生连串的政治事件是这种斗争的具体表现。

1934年，噶厦政府派人分三路寻访达赖转世灵童。普布觉降巴佛前往达布寻访；参孝纪仓佛前往阿多、阿日、笃迈、宗喀等地寻访；色拉吉巴康萨佛爷前往拉里、昌都、乍亚、工布一带寻访。经过两年多寻找，纪仓佛一行在阿多、阿日等处共访得有异兆异象的孩童14名。其中有青海阿多（今湟中县）塔尔寺东面祁家川农民祁却才仁的第四子，乳名拉木登珠，即今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1938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1939年4月23日西藏驻京办事处奉转噶厦政府致蒙藏委员会代电称，现吴委员长既拟亲临拉萨，藏方极表欢迎。

吴忠信到达拉萨后，热振摄政向吴忠信提出：“青海灵儿灵异卓著，全藏僧俗公认为第十三辈达赖化身，经民众大会决议，不再举行掣签，拟请中央援照十三辈达赖先例，准予免除掣签手续。”吴忠信当即表示：“此事须呈请中央核定，本人只能负责转呈，不能即作决定。”

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订于1940年2月22日（藏历一月十四日）在布达拉宫举行。吴忠信率行辕全体官员出席了坐床典礼，会同热振摄政主持了坐床典礼。

1958年7月4日，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仪式正式接受叛乱组织“曲细岗珠”所献的“金宝座”。分裂分子给达赖呈送了一份报告，要求达赖领导“曲细岗珠”所涉及的地区，公开提出“保卫宗教”、“西藏独立”、“反对改革、反对共产党”的口号。

1959年3月15日毛在武汉东湖接见了张国华和张经武。毛泽东多次不拘形式地同他们交谈，谈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问题。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阶级本性决定他们要闹事。他们总以为他们还有资本，总是手中发痒。他们要叛乱，无非是想把你张国华赶走。”

驻藏解放军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指挥下对叛乱武装实施反击。步兵分队在炮火掩护下首先攻占了药王山，控制了市内制高点，切断了西郊叛乱武装与市区的联系。继尔攻占罗布林卡。

1961年，解放军进一步对分散在昌都东南地区和林芝、拉萨、那曲接合部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残余叛乱武装展开搜剿、侦捕。一些漏网的叛乱首领、小股武装陆续被歼、投诚。

1959年3月10日上午8点多钟，西藏拉萨街头一片混乱，人们哭喊着奔走相告：“到罗布林卡去保护如意至宝吧！汉人要把他劫走了。”这喊声对笃信佛教的藏族人民简直是一声炸雷。于是，人们怀着震惊、惶惑、恐怖的心情，涌向罗布林卡，以保护达赖为名，包围了罗布林卡，揭开了武装叛乱的帷幕。这就是后来不久发展成为大规模全面武装叛乱的1959年“3月10日事件”。

中国西藏历史上存在的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黑暗、野蛮的社会制度。始于10世纪，到13世纪普遍确立，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运动时被废除。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后，由于工作和形势的需要，公开发表过一批论文。1978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王辅仁、索文清编的《西藏社会的飞跃》，其中二、三、四部分介绍了西藏农奴制。1984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西藏自治区概况》的第五、六两章着重阐述了西藏的农奴制度。但总的说来，有关西藏农奴制的著述还是不多的。

从十世纪开始，由西部的阿里地区，沿雅鲁藏布江到以日喀则、拉萨、山南为中心的一带地区，在经历了奴隶平民大起义之后，原来吐蕃时期保留下来的居民点不断扩大，另外在一些宜于农耕的河谷地区，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居民点。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交换关系有了扩大，但整个地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辛亥命前后，帝国主义者在农奴主阶级中豢养了一批亲英分子。部分大农奴主和帝国主义勾结的过程，也就是加重对西藏压迫掠夺的过程。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愈发走向腐朽和没落。由此百万农奴愈发陷入遍地饥馑之中，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农奴制的斗争，层出不穷，敲响了西藏农奴制的丧钟。

有关藏族的起源众说纷纭，有说是来自印度，是释迦牟尼的后裔；有的以藏族人相貌与马来西亚人相似，而认为应是有马来西亚半岛迁徙而来。然而，在藏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则是记载在藏文史书《西藏王统记》中的一段“猕猴变人”的传说。

公元650年松赞干布过世之后，大唐和吐蕃的关系恶化，双方时战时和，一直持续到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双方各因国内战乱频繁，于是协议互不侵犯，并将盟文刻在石碑上，分别立于长安和拉萨。如今拉萨的“唐蕃会盟碑”仍树立在大昭寺前。

元朝被灭以后，萨迦王朝也跟着衰亡，终于被葛举派的帕竹教派所取代。之后，藏王又取得政权，成为西藏的当权者，但由于藏王与喇嘛教的关系相当密切，政教合一的局面仍然维持。

十八世纪末叶以后，英国以殖民地印度为基地，试图将势力向中国西南地区伸展，屡次要求与西藏通商。1888年，英国与西藏发生武力冲突，彼此的关系恶化，终于在1903年，英国以英领印度军队强行通过边境攻入西藏，双方在江孜宗山激战，至今宗山上的抗英炮台仍然存在。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签定和平解放西藏协定。1956年，设立西藏自治区，并将原金沙江以西地区并入西藏。由于设立自治区政权后，传统的奴隶制社会体制和宗教至上的僧院制度被改革，于是西藏各地对此不满的人士陆续掀起了反抗运动，甚至于1959年在拉萨爆发了大规模的动乱，达赖十四世逃亡印度，追随他逃亡的藏人多达十余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