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文

这些天来，你一定听说了世界金融危机的消息。但是，我们正面临着又一场全球性危机，它会危及越来越多的人。

那就是粮食危机。过去的几年，小麦、玉米、大米和其他基本的粮食作物价格翻了一到两倍，近来涨幅就更大了。尽管日子过得还比较宽裕，美国人对上涨的粮食价格仍有点不知所措。真正遭受重创的是那些贫穷国家，他们的家庭支出有一半以上用于食品。

粮食危机已经遍及全球。连乌克兰、阿根廷这样的粮食输出国都在限制粮食出口以保证国内粮食供应。这也引发了粮农的抗议。而在那些亟须粮食进口的国家里，情况更糟。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答案就是：长势、霉运和拙劣的政策。

还是先从自然因素说起吧。首先，中国人的肉类消费剧增，我的意思是，越来越多新兴经济体中的人，突然像西方人那样嗜肉。要知道，700卡路里的动物饲料才能产出100卡路里的牛肉，所以，饮食习惯的改变加大了对谷物粮食的整体需求。

其次，石油价格上涨。在能源密集型的现代农场里，生产化肥、开动拖拉机、运送农产品等都消耗了大量的能源。随着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能源消耗成为提高农业生产成本的一个主因。

还有，高升的油价也与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日益强大的经济强国直接或间接地与其他国家争夺有限的资源(当然包括石油和农田)，这无疑抬高了各种原材料的价格。

第三，在一些主要的粮食产区，恶劣的天气状况是罪魁祸首。特别是世界第二大小麦出口国澳大利亚遭受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干旱。

以上三点都不是人为造成的，但这还不完全正确。虽然新兴经济体是推动油价的中坚力量，但对伊拉克的入侵减少了石油的供应，尽管支持者曾保证伊拉克战争会降低油价，可是现在的石油供应比战前还要少。

再说糟糕的天气，尤其是澳大利亚的旱灾，可能和全球气候变化有关。那么，那些阻碍对温室气体排放采取行动的政客和政府，对全球粮食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不良政策产生的最明显的恶果，就是不断地使用可怕的乙醇和其他各种生物燃料。

政府投入大量补贴将粮食转化成燃料，本指望促进能源独立，并有助于限制全球变暖状况。但正如《时代》周刊一针见血的评论，这样的承诺根本就是一个“诡计”。

尤其是在玉米乙醇上：即使是乐观估计，从玉米中提取一加仑乙醇也需要消耗几乎同样加仑的能量。同时，那些看上去“很好”的生物燃料政策(比如巴西从甘蔗里提取乙醇)导致人们滥砍滥伐森林，进而加速了气候变化的步伐。

同时，那些生长生物燃料作物的土地不能再用作粮食生长，因此对生物燃料的补贴是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你可能会这样理解：非洲的人民在挨饿，所以美国的政客能从农业生产的各州拉得选票。

还有一点是：粮食危机之所以如此严重、如此快速，肇因于那些粮食市场的玩家们的自以为是。

以前，一些政府和私人粮食商贩一般都会库存大量粮食，以防歉收造成的市场突然缺货。但这些年来，人们开始相信作物歉收的国家总会从他国进口粮食，于是如此未雨绸缪的囤积开始缩水。

面对现状，我们能做什么？目前最迫切的是向危难中的人们施以援手：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正积极努力，吁求更多的资金。

我们也需要阻止生物燃料，这已经是个可怕的错误。

但到底我们能做多少，谁也不知道。便宜的粮食和廉价的石油一样，可能都只是过往烟云，遥不可及了。

NYT邢鸿飞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