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政府还是重建社会？

近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借鉴上个世纪80年代欧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做法，主张通过政府改革来实现“政府再造”(reinventinggovernment)；中国政府领导人也大力倡导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管理方式，构建服务型政府。

构建服务型政府，让政府职能回归公共服务，确实是问题的关键，说明中国政府正在通过自身改革努力实现角色转换。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服务型政府并不意味着政府包办一切，重建各类服务机构，扩大服务人员编制，提供全方位服务，因为那会让政府重归故里，强化其全能主义角色；服务型政府也不意味着社会和公民被动地接纳政府惠顾，万事盼政府、求政府、靠政府，等候政府公正仁慈地“分发”福利，因为那会让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的性质更加难以改善，让“强社会”的目标更加难以实现，树立公民自立、自强和自治的精神更加无望。

一项好的管理或制度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分而治之，共管共治，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这些都是新近政府管理研究和实践提供的宝贵经验。就当下中国的情况而言，要形成一种上下互动、共管共治的良好管理模式，就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从政府的角度看，就是怎么摆正位置，回归公共服务的核心职能，为此，政府需要把一直以来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分解出去，尽可能实现管理社会化；第二，从社会的角度看，就是社会组织和个人如何独立自主，并积极参与管理过程，甚至分担原来由政府包揽的管理和服务任务，尽可能实现社会自治化。

显然，在不放松管制，不给社会和民间生活以更大的自主空间的情况下，很难期待能够构建一个真正的服务型政府。因为道理很简单，“店大欺客”，没有竞争，就不会有优良的服务。正如一个垄断企业所宣称的改善服务往往最终不过是谋取垄断利益的手段和方案更加精细优良。如此看来，与其再造政府，不如重建社会，构建服务型政府还真不是政府单方面建立几个便民服务中心、开通几条服务热线、或者“笑一笑敬个礼”这么简单的事情，它还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大课题。

如此说来，政府再好，也不能替我包办，再怎么强调政府服务，也不能超越个人自由和社会自治的界限。服务型政府并不是要政府包揽所有公共服务的供给，更不是要政府包揽公众的所有利益需求，否则就会混淆“私域”与“公域”的界限，走向新的全能主义政府和“保姆国家”，产生新的政府神话。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