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天津的平均死亡年龄是78.92岁，上一年是77.33岁。”

“上海是多少？”

“上海过80了。”

“北京呢？”

“在我们前面，我们天津排第三。”

“日本是多少﹖”

“日本这个数字是全世界最大的，有80多岁。”

“天津现在的数字有多少是因为交通事故减少引起的？”

“孕妇生产死亡率去年是多少？降低了多少﹖”

天津市长戴相龙一边追问，一边专注地听着坐在斜对角的代表报出的各个数字，一边迅速地在笔记本上做记录。

“这个指标很重要。”戴相龙顿了顿，“不仅牵涉到医疗卫生水平，其中还有治安、交通事故等等，是反映综合情况的指标。”

“现在自杀的也多。”另一代表接话，“像咱们天大、南大，就经常听说有自杀的，大学生心理压力太大。”

“那学校方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戴问。

“有建立心理辅导中心的，让心理医生进行辅导。”

“这样的话，会不会有同学议论说，那个人是去过心理辅导中心的，对他有看法？”戴又问。

……

“呵呵，我插话插得多了，你继续吧。”戴相龙略带微笑，语速平缓。

3月6日下午，天津代表团第二小组共二十多位代表在京西宾馆西楼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原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天津市发改委主任李亚力、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都在这一组。

讨论中，市长戴相龙是核心人物，无论谁发言，都会特别专注地望着他，生怕漏掉一点信息，他不停地做着实际操作层面的考量和计算。尽管戴相龙并不愿意被称呼为“金融市长”，但是他的思维模式已经实证化、异常缜密，这在中国目前党政一把手中，风格尤为特别。

两会上的“博弈”

如何争取更多的税收优惠、财政补偿和其他形式的优惠措施、争取更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是小组讨论会上的重点。

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被国家纳入“十一五”规划，天津本身的定位也被国务院重新调整为“北方经济中心”、“生态城市”。中央对天津在下一轮发展中的厚望由此可见。

多个数据显示，天津滨海新区一直是天津经济增长的引擎。去年，整个新区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

这座距离北京仅有130多公里的北方港口城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造了民族工业之春，当时它的轻工业是中国乃至东北亚地区的翘楚。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天津一直在首都北京的迅猛发展下默默前行。

对于长期生活在天津的侯自新来说，天津的发展很多都是看不见的，但却是基础性的。“像地铁、旧城改造、我们学校旁边河流的整治，都投入了很大的资金。”侯希望，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能给天津的发展打破沉寂。

3月9日天津代表团分组审议企业所得税法草案。财政部派员旁听了戴相龙所在这一组的讨论。

戴相龙向各位代表介绍说，在为滨海争取税收优惠政策的时候，得知两税合并大局已定，这样一来，争取像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那样的外资税收优惠意义并不大。“看看在其他方面，中央能否给予财政性补偿，”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