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社会民众对深化医疗卫生服务改革没有像现在这么关注，没有形成现在这么好的氛围。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大力推进；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形成合力；社会各界都在关心、重视医疗卫生改革，也都认识到当前卫生体制机制中存在的弊端。解决问题的社会环境更好了，认识的程度更深了，我们的责任也更大了。

“新医改既不是英国模式，也不是美国模式”

记者：有人认为中国的医改怎么改都不行，要么是国家补不起，要么是个人掏不起。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高强：我认为这种说法走了两个极端，要么是全部由政府包起来，要么是全部由个人承担，这都不是我们要选择的道路。

中国的医改有一个基本方向，就是要符合基本国情，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收入水平和居民的可承受能力。我国居民的医疗和健康保障还是要采取政府增加投入、社会筹集资金和居民适当支付相结合的方式。这不仅是从经济上考虑的，也符合医疗卫生服务的规律和特点。

英国是实行全民免费的医疗模式，居民看病不花钱，但也带来很多问题。一是政府压力很大，尽管英国经济发展水平很高，政府也出现了支付困难，甚至影响其他社会事业发展。二是因为看病不要钱，居民医疗需求非常高，既造成了医疗资源浪费，也造成医疗服务效率很低。群众做一个大型设备检查，动一个手术，往往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有些要等半年多。这不是我们想要得到的效果。

美国的卫生体制规定，凡是具有就业能力、能通过劳动取得收入的居民，全部采取个人缴费加入商业保险的办法。不仅居民个人负担很重，一些没有正常就业的居民还不能参加到医疗保障体系中来。美国的人均年卫生总费用已达到5700美元，比我国人均高六十多倍，仍有4800万居民没有医疗保障。

德国模式是实行全民医疗保障，通过雇主交钱、家庭交钱和政府补助的办法，使居民都参加医疗保险。这个体制的前提是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不大，就业率比较高，居民有能力按照规定的标准缴纳保险费。

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采用上述哪一种模式都不太现实。研究中国医改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卫生发展道路。

记者：那中国的医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高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今后医改的方向、目标和任务都做了明确的表述，提出了要加大政府的责任，维护公共医疗服务的公益性质，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

我认为，这项制度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保障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卫生保健的一项基本制度。

这项制度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两个部分：第一，由政府筹资，为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公共卫生服务。这是我国一贯坚持的一项公共服务政策。现在的任务是用制度明确规范政府为居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内容、项目和标准，对于传染病防治、计划免疫、健康教育、妇幼保健、残疾人康复等公共卫生服务和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服务事项，应由政府筹资，免费向居民提供。

第二，按照公益性质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做到基本医疗服务不以赢利为目的，医疗卫生机构不能靠医疗服务和销售药品挣钱，政府应该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

“短期内难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

记者：中国有可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吗？

高强：对群众的基本医疗实行全民免费，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政府应该统筹兼顾，实现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

我算过一个账。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是39343亿元，按照13亿人平均，人均只有3000元。这笔钱要用于内政、外交、国防和文教、卫生、科技、社会保障、三农等各个方面。2005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8660亿元，如果实行全民免费，全部由财政安排，将占到政府预算的四分之一以上。我们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这是不科学的。过去政府卫生投入少，我们有意见，现在加强卫生工作，需要增加政府投入，但也必须坚持科学发展，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要保障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卫生保健，也要兼顾其他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逐步解决群众关注的民生问题。这就是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记者：你说过一句玩笑话：从前在财政部的时候给卫生的钱太少了。

高强：近几年，国家财政对于卫生事业发展给了积极的支持，特别是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发展社区卫生、加强重大疾病预防控制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2006年全国的政府卫生投入比2002年增长了一倍多，今年中央财政用于卫生的支出比去年增长了86%，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在新的医改方案实施后，政府还将进一步增加投入。

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国家财政收入也有了稳定的增长。按照存量调整、增量倾斜的原则，逐步加大政府卫生投入，同时改革不合理的运行体制机制，对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必将发挥重大的作用。

政府投入应该是补供方(医院)，还是补需方(患者)？

记者：关于政府投入的方向，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投给医疗服务的需方，通过帮助居民参加医保的方式向医院购买医疗服务；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投给医疗服务的供方，以减免医疗费的方式让利于患者。您认为哪种思路更有效率？

高强：无论是补供方，还是补需方，都是政府投入的有效方式，我的观点是从实际出发，“宜供则供，宜需则需”。政府直接投入需方，帮助居民参加医疗保险，是一个好办法。但如果不补助供方，医疗机构继续靠收费维持运行，就难以控制医疗费用，医疗保险也难以维持。

目前的农村合作医疗人均一年筹资仅有50元，即将启动试点的城镇居民大病医疗保险，筹资标准也不会太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补助供方，不改革医疗机构运行机制，不控制医疗机构的服务费用，任由医疗机构收费经营，就难以体现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医疗保险也难以承受医疗费用的增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补供方、补需方都是有效的补助方式，有的需要两种方式同时兼用。

比如，目前农村的合作医疗是补需方，直接补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同时，政府也必须对医疗机构的费用进行严格控制，否则就会把合作医疗的钱吃掉了。而控制费用就需要政府增加对供方的补贴，转变运行机制，并加强监管。

因此，对于政府投入的方式，应该实事求是，因事制宜，适合补供方就补供方，适合补需方就补需方。只考虑供方不考虑需方是不行的，只考虑需方不考虑供方，也难以真正保障群众的利益。

“医院运行机制要进行重大改革”

记者：国家新增的财政投入在卫生领域主要集中在公共卫生和农村、社区，而看病难、看病贵又集中在大医院，可不可以说，现在增加的财政拨款还不能解决在大医院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这方面卫生部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高强：卫生领域需要增加的投入很多，应该突出重点，先易后难，逐步解决。近几年，政府财政投入的重点确实放在了公共卫生和农村、社区，目标是先把政府最应该保障、群众最急需提供的基本卫生保健服务体系建立、健全起来。基本卫生保健服务体系健全以后，可以有效分流患者，实现小病进社区，减轻大医院的压力，也可以降低群众的医疗费用负担。

我到过一些欧美国家考察，在大医院基本看不到病人。因为有80%以上的人得了小病能够在社区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只有20%的人患了大病由社区转诊到医院住院。我国现在不是这种情况。2005年到医院门诊就诊的人数有23亿人次，其中住院的只有7500万人次，住院病人只占门诊患者的3%左右，大量的小病患者到医院就诊。

医院的功能主要是救治疑难疾病和危重患者，而目前一些大医院用先进的手段治疗小病、常见病，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是一种资源浪费，也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居民患病应该先到社区，解决不了的再到医院，这才是合理的医疗服务结构。我们的任务是尽快改善社区卫生服务条件，吸引优秀卫生人才进社区，提高服务水平，增强居民的信任感。

今后几年，政府增加大的投入，还应坚持把重点放在农村、社区和公共卫生等方面，逐步调整不合理的医疗服务体系，合理、规范地引导和分流患者。我这么说并不是政府不需要对医院增加投入，但在增加投入的同时，必须改革医院的运行机制。

目前我们正在研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改革公立医院运行机制，规范公立医院的收入和支出管理，改变盲目创收、收入归己、自行支配的运行机制。公立医院是公益性医院，应该履行一部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医务人员应该有合理的报酬，但不能与医疗服务收入直接挂钩，不能收得多就分得多。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主要看服务数量、服务质量、医疗纠纷、医德医风以及群众评价等。用这些指标考核，在政府核定的医院工资总额内实行多劳多得，优劳优得。

记者：你在2005年11月有一个讲话，说公立医院的资源占到全国的96%，社会办医只占4%。应该把一部分公立医院改制，以便政府集中财力办好一批公立医院，真正做到体现公益性质。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公立医院改制会不会是下一步的改革目标？

高强：我首先说明，96%指的是医疗资源，包括医生、设备、床位、规模等，公立医院确实处于垄断地位。要从医疗机构的数量来说，社会办的已经占到了50%，但多数规模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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