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日新闻》主笔若宫启文说，日本真实的面孔，它是暧昧的、模糊的、多元的。这些反映到历史观上，就形成了日本人特有的双重人格。

    日本存在两种史观，一种是尊重历史，提倡真实记载的和平史观；另一种否认侵略，坚持皇国史观。

    早在二战时期，就有历史学者对当时的军国主义教科书提出异议。

    战后初期，和平史观略占上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皇国史观开始反攻倒算，文部省利用审定教科书的大权，删掉了所有“反省战争”的内容。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教科书内容大幅度修改，“南京大屠杀”的字眼在消失了20年之后，再次出现在教科书中。

    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战后第二代右翼分子又开始掀起修改教科书的高潮，对和平史观造成了严重挑战。

    靖国神社竟成日本中小学生“爱国教育基地”：在游就馆内的留言本上曾看到十几岁中学生的留言，他是和同学结伴来的，“我看了这里的展览后，为军人们为国捐躯的精神而感动。我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反对我们参拜，但我希望今后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人眼中的靖国神社：反对供奉战犯,绝对不要战争：一个日本人在其博客里写了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也许代表了最普通的日本国民的心声:我们都需要和平，不需要战争；我们都需要理解，不需要抵制。联想这次在长野火炬传递的活动中所发生的一切，日本的右翼分子穷凶极恶的挑衅，以及大多数长野市民的热情支持，这反映出绝大多数日本国民是有良知的。

    尽管教育对日本青少年产生了明显的误导作用，但要完全遮蔽历史也是不可能的。许多日本青少年还可以从各种渠道了解历史真相。日本青少年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出现偏差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新一代想摆脱历史包袱。在他们看来，二战已经过去60多年了，当初的错误是他们的父辈甚至祖辈犯下的，如果要他们来承担后果，这不公平；尤其是，现在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时候了，如果总在历史问题上挺不直腰杆，迈向正常国家的努力就会更加困难。

    既嫉妒中国的崛起而喊出“中国威胁论”，又惧怕因此失去参与中国市场的机会，日本需要一个聪明的抉择。

    在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史中，日本人的“中国观”曾发生3次大的变迁，这种变迁往往都伴随着彼此社会内部结构的动荡与重组，以及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与国际秩序的重建。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就建立在这种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基础之上。纵观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史，其规律为：每当中国处于鼎盛之时，日本人就向认同中国的方向发展；每当中国处于衰落之时，日本人就向蔑视中国的方向发展，显示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以及对“国家利益优先”原则的追求。

    中国威胁论第一个是日本最早喊出来的，1990年代初期，然后变成世界上一个共同的语言了，日本也跟着继续喊。可是再喊下去发现又不对了，我虽然每年都在喊中国威胁论，可是每年都还是10%、10%、10%这样上去，这样喊下对吗？

    日本的社会对中国的崛起是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好的方面来看的话，就说中国是它一个邻国，把关系搞坏了的话，对大家都没有好处，这在小泉的五年之间，日本人体会很深刻。但是中国的崛起正在对日本各个方面发起重大的挑战，可以说是这一百多年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挑战。

    随着政治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显然有利地促进了中日两国的了解，从政治方面来讲，日本作为战后一个新的崛起的工业大国，又是这样一个富有的国家，但是它和美国的关系并不是处于同等的地位，显然如果加强中日关系，对平衡美日关系对日本是有利的。

    面对崛起的中国，他们还是有点防范的心里，那么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可能是成为日本牵制中国的一个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现在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比美国的态度还要强硬一点，比方说“入联公投”这个问题上，美国明确表示反对，但是日本表示它只是说不支持。

    一、重新定位中国以及中日关系。日本必须面对这个新的事实，而不能用以往的方式处理日中关系。日中关系应是一种“协调与共存”、“竞争与摩擦”的关系，主张不能感情用事，要冷静对待。构筑“敞开心扉”、“建设性”的日中关系，就应扩展双方的共同点，承认双方的差异。

    二、否定经济上的“中国威胁论“。一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中国才能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带来丰富的商机。关于日本经济“空心化”问题，不认为中国要对此负责，“胡乱地强调对中国的受害意识毫无意义。与其如此，还不如接受‘健康的中国’，走与中国共存共荣的道路”。

    三、肯定军事上的“中国威胁论“。令人遗憾的是，报告书认为，日中摩擦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军事威胁”，并把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看成是“对日本的中长期深刻威胁”。同时也指出，双方有必要积极开展安保对话，加强军队间的交流及军舰互访。关于“日台关系”，报告书认为,“自日中关系正常化以来，台湾变化很大，日台关系发生一定变化是自然的事情”。这就为日本将来插手台湾事务埋下了伏笔。

    四、对解决“历史问题”的看法。报告书呼吁应尽快从“历史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构筑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主张一方面日本要加强对青年一代的教育，不应任由歪曲历史的现象继续下去，尤其是日本领导人要控制自己刺激中国以及亚洲各国人民感情的鲁莽言行。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国增进对日本的理解，特别是面对中国国内“厌日情绪”的增长。

    目前日本政治正处于剧烈变动时期，各种政治力量正快速地分化组合，日本亚洲外交的走向还充满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正是日本亚洲外交取向的不平衡和不确定性，折射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因此，我们必须在看到日本重视与亚洲国家间的关系这一积极动向的同时，对不同路线之间的微妙差别和力量对比有清醒的认识，对化解中日政治僵局的艰巨性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并及时筹划应对之策。

    地处东方却有着“西方”身份的日本，在矛盾中寻找着其道德价值体系的新定位。

    自近代以来，日本人的亚洲观有一个思想内核，即日本在种族和文明上均优于其亚洲邻国，亚洲邻国不可能也不能拥有与日本平起平坐的地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于1885年提出的“脱亚论”中称：“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一些日本政要辩护说，当年战时的日本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日本的目的不是侵略，而是“解放亚洲”。其实对历史略加回顾，即可识破其狡辩不过是一块千疮百孔的遮羞布罢了。维护“主权线、利益线、生命线”是近代日本国所致力追求的战略目标，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是这一战略目标的具体体现。理智的日本学者指出，“在日本决定重要政策的过程中，解放亚洲并非主要目的”，“也许有人确实相信自己是为了解放亚洲而战，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场解放战争而非侵略战争”。而日本侵略者在二战中野蛮残暴的烧杀掳掠行径，也早已将其“解放亚洲”的遮羞布撕得干干净净。

    日本身在亚洲，但一些日本人又不愿承认自己是亚洲人，那么，日本人到底想做什么人呢？近年来，一些日本学者提出日本应以“环太平洋国家”身份出现。日本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阿部正寿是积极主张日本制定“环太平洋共同体”战略的学者之一。他提出这个主张的主要理由有：一、日本是海洋国家；二、应该确立有日美两国存在的共同体；三、在环太平洋区域范围内，日本可以站在中心，掌握主动权。

    都说日本人精于算计，在外交上也是如此。日本这些年来的外交算盘还有几个重要例子值得一提：为了公开谋求“地区领导权”，在东盟加中日韩（“10+3”）机制的走向上，日本力主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包括进来，成为东亚“10+6”；日本力图构建美、日、澳和印度的四国“海洋民主国家同盟”，进而孤立中国；日本为对付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在东京举办了日本东盟峰会；日本与美国举行了外交、国防部长的“2+2”会议；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建立了三边机制；最近，利用韩国新总统上台的机会，日本不仅加强与韩国的双边关系，而且试图建立针对朝鲜和中国的日美韩三边机制。

    中国在东南亚的发展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日本也将积极展开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通过向湄公河“东西走廊”无偿援助2000万美元，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联系。今年是日本确定的“日本湄公河交流年”，可以说，日本对东南亚的关注力度正在不断加强，这符合近年来日本把东南亚视为亚洲外交突破口的政策，日本媒体也把这一系列举措称为日本发起的新外交攻势。

    随着经济在上个世纪得到快速发展，日本逐步向军事大国迈进。日本近年来大幅度更改限制其军事发展的“和平宪法”条款及有关法律，不间断地出兵海外，研发新式武器，似乎又要重回战前那种“重军事轻经济”的发展模式。特别严重的是，日本政府虽然一再声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却在同美国签订的双边安保协定中把台湾问题列为两国的所谓“共同战略目标”，显露出悍然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野心。

    福田访华，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便是他在北大讲演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亚洲文化传统以及价值观的认同。可以说，福田的亚洲认识具有非常高的水准。尤其是考虑到半年前日本还将“自由与繁荣之弧”作为其亚洲外交原则这一点，我们更感觉到福田首相的亚洲认识难能可贵，他将对未来日本亚洲外交战略的制定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福田此次访华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中华文化以及亚洲价值观的认同，将成为日本亚洲认识的新起点。

    许多日本专家认为，日本人希望区别于亚洲国家的意识，将会成为影响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的最大障碍。2005年7月27日，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在老挝举行，但会议上却没有日本外相町村信孝的身影，原来他到华盛顿争取美国对日本“争常”的支持去了。《东京新闻》援引一名与会官员的话称，“日本到底将自己的基础置于何处？如果地域基础都没有巩固，还谈什么加入常任理事国？”2005年8月20日，《朝日新闻》以《日本在亚洲的分量越来越轻》为题发表文章感叹，日本应该明确排列外交目标的优先顺序。

    日本想做政治大国，却因无法正视历史问题而得不到世界的承认，想做军事大国又因破坏东亚稳定得不到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就是小国心态下的无奈。

    日本提出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已久，但依旧是“小国外交”做派，其根源恐怕就在于某些政治家的小国心态。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曾说过，大国和小国的区别，不在于疆土的大小，而在于气质和胸襟的大小。诚哉斯言，要成为“大国”，不仅要具备长远眼光，更要表现出相应的气度、勇气和责任感。

    日本国民不满意政府对美国外交的“小”姿态。但是战败国，没办法。对中国，大多数成年人还是心有愧疚。尤其在中国虽是大国，但还不是强国时，日本人可以客气一些，或者说显得比较大度。但当中国不光是“大”，而且要真正“强大”时，日本人的嫉妒与无奈就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其实，一月底开始的“饺子风波”就是日本人对中国的一次总爆发。

    2005年，日本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受挫，便提出“日本政府之所以按照联合国宪章的义务支付会费，是希望在联合国中得到信任，确保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主张增加除美国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会费。这种提议实质上是将权利与会费挂钩，把安理会当成了“董事会”。日本此举尽显小气，既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也有悖于各国主权平等这一《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基本原则。

    近来日本国内泛起一股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东京审判）的思潮，认为这是“胜者的单方面审判”。但是，日本曾于上世纪50年代明确表示：“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同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正是在承认战争责任、向亚洲被侵略国家表示反省的基础上，日本才迎来了经济腾飞的契机。否认东京审判，为在该审判中被判刑的甲级战犯开脱，就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同样，日本政要在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等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也是极度缺乏责任感的表现。

    当前日本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把日美关系置于首要位置。紧跟超级大国固然有益，但日美关系的不对称性也削弱了日本外交的独立。虽然日本声称日美同盟和国际协调并举，但在两者发生冲突时，日本常惟美国马首是瞻。有评论家指出，日本外交重视美国有余，重视联合国不足，重视东亚地区不足。对此，中曾根强调，下届日本政府必须向重视亚洲、多方位外交的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