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伤痕文学
2008年07月14日 20:51百度百科 】 【打印

开放分类: 文学、文学流派、中国当代文学

涵义概说: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艺术评价: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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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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