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经济规律”的狂热教育投入

2003年，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以徐汇区为样本进行的调查中，教育费在孩子的养育成本中所占份额一路上升，幼托占30%，小学为22%，高中上涨至34%，大学为41%，接近一个孩子所有生活成本的一半。2005年，《中国青年报》披露的数字是上海拥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孩子的教育消费占到全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

以上海女工杨雪梅的投入来说，她的孩子几乎每个假期都会在补习学校里度过。化学竞赛班、英语竞赛班、语文补习班、高三暑假冲刺班、英语高考班，种类繁多，每期辅导班的价格由1000～4000元不等。

在这种教育迷狂的气氛下，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成绩优秀，那是你的福气；如果成绩也不是太差，但离进入重点学校的分数还有点距离——其实大多数学生普遍如此——这就要靠家长花钱了。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的肖兰说，为了让儿子能进一所区重点中学，她托人找到校长，校长说，孩子可以先进一所“共建”的班。听起来，这个“共建班”办在另一个私立学校里，但是，它的师资，都来自这所重点学校。“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孩子的成绩好，我们可以把他调整到本校的正规班级里”，校长许诺说。当然，进这样的班，花费是每年约10万元。“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需要，确实学校好，这个钱我肯定会掏。”肖兰说。

当被问到，你有没有想过，一年花掉10万元，这种投资，可能将来好多年也收不回来时，肖兰说：我根本没考虑这些。从来没有。一到关于儿子的时候，是不拿经济学的原则来衡量的。“在他这个年龄段，如果你不付出这些，有可能等他明白过来，时间已经无法挽回了。”

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在谈到中国这种狂热的教育崇拜现象时，觉得有些东西不可解释：

当一个社会，在高考的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时，比如在美国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会出现以下的变化：第一，在考大学考生报志愿时，不再拿分数作为最高的选择原则，而是选择自己更喜欢、更适合的专业，要高于选择更合适自己分数的学校；第二，不愿意接受太高的学历教育、甚至放弃上大学的人会增多，不会像在中国，有这么多的本科生一定要读研究生；第三，职业技术教育成为每个人终身教育的一部分，而在中国，那似乎是低人一等的学历。

虽然近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高考升学率都达到70%以上，但那些发生在国外的变化规律，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似乎不起作用。“一个理智的社会，如果教育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已经超出平衡，社会会自己做出调整。现在的情况只能说明，中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康健说。

上大学还是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吗？

为什么中国的家长们，特别是城市中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会投入到如此狂热的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这与我们这个社会中，一代人普遍的一种挫折感有关。当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不到实现时，人们就把人生的期望转到了孩子的身上。或许肖兰的话颇有代表性:“孩子如果没上大学，将来他什么也不是。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但是奋斗了半天，如果他(学习)不好，我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那绝对是人生的挫折。我工作得再好，再有成绩，比不上我儿子学习好更让我高兴。”

大约10年前，张艺谋执导、顾长卫掌机拍过一个著名的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里面讲的全是因为上了大学使一个穷乡僻壤的苦孩子鲤鱼跳龙门的生动事例。这在当时也确实是事实。当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时，他们发现“好工作”多得遍地都是。一位78级的大学生回忆说，毕业时全班同学百分之百进了国家机关全民所有制单位，还有若干同学因为嫌北京的饭不好吃执意回家乡，浪费了若干“留京指标”。

在2004年出版的，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对于教育在中国各阶层流动中的作用，有过考察：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中国社会中实现向上流动，比如进入全民所有制单位，其主要的影响指标是父亲的地位和自己的受教育程度。而到了1978年至1991年，则主要是看受教育程度了：因受教育程度高而进入全民单位的人，已是没受过高程度教育者的18倍以上。

“伴随着国有企业和国家公务员进人标准的改变，大学生由干部分配制转变为毕业就业制。文凭与考试成为就业竞争中最主要的先决因素。”《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写道。这本书中的有关数据，截止到2001年。

但经历了这些年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及1999年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后，教育还是不是人们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