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很坦然，也很安然

人物周刊：能谈谈你的家庭、孩子吗？

张保庆：我有一个老伴，是我大学同学，学法语的。我们是患难夫妻。我的诗集《抱清吟》的那个序，就是我老伴高如峰写的。她是中央教科所的研究员，今年也退休了，比我小一岁。

还有个女儿，我对她要求很严的。她小学初中都是靠自己，高中成绩不错，后来受了点影响，不想上大学。我当时在教育部办公厅，忙得实在顾不上，后来知道已经晚了。她自己读了成人本科。她在社会奔波了好几年，什么工作都干过，我觉得这也是个锻炼，就叫她好好闯几年。女婿是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在北大方正工作，他们现在没孩子。

我这个家庭很好，我女儿和夫人在为人处世上和我是一致的：可以不当官，但一定要注意人格人品。我夫人是最反对我当官的，早就劝我退下来吧退下来吧。在廉洁自律这方面，她把关比我严多了。我自己有个规定，不准到家里谈工作，到家里去说不清道不白，容易送点东西什么的。我爱人也不接待，有事到办公室谈。这一点我很自豪，夫人见钱眼开，你就麻烦了。

我和我老伴是患难夫妻。我们那时候谈恋爱，纯粹就是看重思想好，品质好，哪像现在这样，尽看表面的东西。文化大革命时，她和我是一派的。我这个人很保守，因为咱从农村来的，从来没想着高攀，但在这个问题上很严肃。因为是一派的，在一起接触多一些。造反派造谣说她不好，我也不在乎。后来到部队锻炼，我的连长很好，他有一次找我说，人家都说你们俩好，真的假的啊。我说没有，我们俩从来没谈过这个问题。1969年，外交部要调我走。临走前一天，连长又说，你们俩到底怎么样啊。我说连长你去问问她有什么意见，如果她没有意见，我也就没意见了。连长很热心，就在我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在他屋里，他把她叫去，我们当面说开了，也就明确关系了。

人物周刊：据说送你到北京上大学时，你父亲曾让你“不贪财色”。

张保庆：这个对我影响很深，不贪财色是过去旧社会做人的根本。我父亲是个农民啊，送我去北京上大学，为了省5毛钱，他和我走了几十里路到县城。他是农民，没有多少话讲，到了车站，给我一句话：“保庆，你也大了，我也没有什么话要讲，但你要记住，这一辈子不要贪财不要贪色。”

这个话从我父亲口里讲出来，我大吃一惊。这是一个很朴素的教育，我后来越来越感到厉害，你看现在社会上多少高官都栽到这两个问题上了。

人物周刊：回想自己这一生，你觉得幸福不幸福？

张保庆：用四个字比较能够符合我的心情：“坦然、安然”。坦然，是因为我没有干亏心事；安然，我能做到今天，也感到满足了。

至于幸福不幸福，不能笼统说。我这一生过得还充实，家庭也不错，应该也是满足了。现在我哪都不愿去，请客吃饭我一般都回绝了。我那个诗词书法小天地，一钻半天，也很好。

为什么不用“幸福”这个词呢？我内心确实还有很多忧虑，我说过“忧党、忧教育、忧自己”。这话是我在“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上讲的。“忧党”，是指我们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不是像一些人想的那样高枕无忧啊。很多人一天到晚，洋洋得意自吹自擂，没有看到党现在存在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只教育别人，自己搞不好也完蛋，假廉洁真廉洁不是装出来的，好多人都过不了这一关，现在“糖衣炮弹”满天飞啊，不自律不行。

不要大吃大喝，当官的在吃喝上讲排场，真是很低级很庸俗的东西。我们国家贫富差距较大，一顿饭吃掉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吃掉农民一年的收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怎么行呢？我对这个是很厌恶的。心里很反感这些。这些人吃喝花的都是国家的钱，怎么不让人心寒？

我下去绝对不讲排场。当然，当场拒绝人家不高兴，我都交代得很清楚，有教育厅人员安排好就行了，我毕竟在教育部做的时间长了，大家知道我不是作假，没有那种乌七八糟花里胡哨的东西。我到地方去有一条，省长书记出来不出来我不管，但是，我必须要和我们教育厅的干部在一起吃顿饭，这个他们挺高兴的。吃个便饭，聊聊天。他们都知道我的个性，不敢乱安排。万一安排了，我就挖苦他们两句，告诉他们不要再干了。

我是不作秀的，很少出面，很低调。实际上我一直在说真话，不过都是在教育系统内部讲，很多重要的都没见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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