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你点名的事情是实话实说，但引来民意一片褒扬，这是否意味着大家对于官员的心理期望值已经调低了？

张保庆：现在官场这种风气……我都没想到大家评价这么好，我不上网，后来我一个哥哥接连几天打电话找我，说你讲什么话了，外面传得很广啊。听到这个，我才叫他们把网上东西查出来我看看。一看，我说，完了，老百姓这么看，只能说明我们官场问题大了。

人物周刊：因为这个事，你这个副部长比很多正部长的名气都大，你怎么看？

张保庆：这对我也是个最大的满足和安慰吧。没想到我这一个副部长下来了，会引起这么多人关注，压根没想到，受宠若惊吧。

尽管老百姓不了解情况有点误会，但至少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情绪、社会上的一种动态，我没想到人家对我们当官的期望值……你说高，其实太低！

我并不因为人家说我几句好话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现在做人、做官的标准越来越低了，本来当官不贪污不受贿，是起码道德问题，现在这样的都成模范了。

出一本书法集，写三篇小说

人物周刊：听说你当年高考时报考的是北京大学？

张保庆：当时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是北外法语系，后来被第一志愿北大中文系录取，因为我血压偏高，他们两次发电报过来让我复查。那时候的人们很纯啊，现在血压高算个什么，吃两片降压药下来不就算了，那时候人们从来没谁想到弄虚作假。老师怕我血压高，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师骑车带着我这一个大小伙子，到县城去复查，两次血压都不过关，上北大就不行了。

被北外录取也是附加了条件，如果血压高还是录取不了的。也怪了，后来我干脆什么都不想，吃过午饭就睡觉，思想放松之后，到北外复查血压过关了。

上大学时，我是北外的保守派头头，1965年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我觉得自己没错，一个检讨都没写。当时我就想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回老家，后来到部队农场锻炼两年。

“文革”对我人格是个很大考验。当时，如果我做了检讨，反戈一击，造反派还准备让我去做头头，不过我不干，很“顽固”。

当时，我对象的父母都在监狱中，我还是坚持，该结婚就结婚。

人物周刊：这么多年的人生选择中，你有过波动吗？

张保庆：我的职业选择都是服从组织安排。“文革”后，我从天津调到教育部，又被派到法国工作。如果想当官，当时在天津留下可能比后面当的官大，但是我和我夫人就决定不当官了，因为文化大革命我消极过一段时间，不想再干了，太复杂了。后来我们下决心在法国使馆干几年，把外语水平提高提高，以后就从事法语教学、研究、包括翻译工作。我们在法国工作了五年，大概五分之四的钱都在法国买了唱片、书籍、各种资料，现在家里还摆得满满的。

后来又调我回教育部办公厅工作，我就不愿来，我说我不适合坐办公厅，结果呢，硬要我来。我有个毛病，一旦我答应去干这个事情了，我决不应付，全力以赴去干，我就是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