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的认真、朴素的廉耻、自然的有情，张保庆就是因此“出格”的。这个出格的背后，我们还听来一个并不复杂并不高深的动力机制——不忘家训。

张保庆说他记得很清楚，多年前，他要离家出来念书，父亲和他从村里出发一路步行到县城公共汽车站——“为了省5角钱的车费”——一路沉默。到了车站，父亲解下背上的行李，递给张保庆，说，你也长大了，我也没什么话要讲，但记住，不要贪财好色。

“我父亲是农民，从来不爱讲话。这个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我吃了一惊。”

不贪财色。因为记得这四个字，张保庆说，如今的他，落得个坦然、落得个安然。

坦然！安然！在与这位副部级“高官”交谈的这个明亮温暖的上午，你会以为这四个字不该虚妄，这四个字不该遥远。

最后，当我们结束拖延过午饭时间的采访，准备离开，张保庆一边告别一边接过秘书送进来的盒饭。我们抑制住了自己作为老百姓的惊讶——是的，我们应该更有信心一点，相信我们的领导们也是吃盒饭的！

我们有信心，我们不再大惊小怪。我们有信心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相信张保庆本人对“吃盒饭”没有大惊小怪，他有平常心。

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可以有平常心，可以以我们的平常心对原张副部长的平常心，我们可以不必对“正常”大惊小怪。

问题是，“正常”怎么就变成了“稀罕的正常”，甚至是“不正常”，而“不正常”又怎么就变成了“正常”？

群众投票支持我当副部长，我很感动

人物周刊：能否谈谈你现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工作？

张保庆：这个基金会是2002年朱镕基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决定设立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立起来。到去年10月份，我退下来之后，他们让我负责。基金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助教、助学，责任比过去轻了，任务也小多了。不过想搞好，也比较难。因为有一点点的钱不行，几个亿都不行，没有几十个亿恐怕无法开展工作。所以我这个理事长的主要工作就是筹钱。

人物周刊：不是副部长了，失落吗？

张保庆：倒没有感觉到有多少失落。我这个人啊，农民出身，当官这条路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也没想到能当到副部长。一个农民的孩子，靠苦干起来，能当到副部长，我觉得超出我原来的预想，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没什么遗憾的。

回想我在这接近四十年的工作生涯，该讲的还是讲了，该干的事情还是干成了一些。我的处世哲学就是绝对不干违心的事，任何情况下都要守着自己的人格、人品。这些年来，虽然也有一些坎坎坷坷，一些风风雨雨，但都不违心、不出卖自己人格、人品。

下来后，很多人问我如何感觉，我觉得落了个坦然，觉得自己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乡亲，对得起党和政府。失落谈不上，不像有些人。

在教育部工作这么多年，对于教育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从这个角度讲，是有一些遗憾。不过没关系，让别人来干吧(笑)。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当年能当上部级高官，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

张保庆：我当这个部长，两次大范围民意投票，可复杂了……我当办公厅主任，要求很严。1989年我当办公厅副主任，1993年当主任，那时比较复杂，我也没想到群众会投我的票。当时我很感动，不是感动我当副部长了，而是被群众的信任感动了。

人物周刊：群众投票直接决定你当教育部副部长么？

张保庆：机关要产生一批干部，提拔总要看民意嘛。

人物周刊：当部长以来，比较大的挫折是什么？

张保庆：这个不说了吧，给你们说了也没用……可以讲一句，当部长、副部长，主要是处理好与上级关系的问题。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处理得怎么样？

张保庆：不好，我处理得不成功(笑)。人啊，一生中碰到好领导是福气。原来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领导、群众对我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工作后不行了，领导觉得你好，群众觉得你不行；群众觉得你好，领导又觉得你不行。

对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得出结论，不是我变了，我没变，我还是我，是社会大环境变了。

人物周刊：你说我们的吏治有没有问题呢？

张保庆：当然有，就是吏治问题嘛！比如，领导处理一个重大问题，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哪有那么多异口同声？

人物周刊：为官几十年，有没有妥协过？

张保庆：咦，妥协？我坚持大是大非，日常工作我有自己的原则。有人说我好说话，有人说我难说话。我的原则是，该办一定要办，赶快办；不能办的事情就是不能办，谁来也不行。

有一个地方想办一个学院，来北京想见我。刚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已经在教育部呆了三天，我一看时间，已经是12点差10分，快下班了，我赶快让他过来。我说，你简明扼要说一下。这一听，我明白了，他想办学院符合国家大的政策。只汇报了5分钟，我说，行了，你回去吧，你这个事符合政策，可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