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VS效率：鱼与熊掌如何兼得

新京报：公平和效率两大目标，能够在收费改革中兼顾吗？

黄卫华：首先我们要明确，两个目标无所谓谁优先。当实践的发展，使效率目标比公平更加重要时，我们应该把效率目标放在首位。这就是国家财政无力负担全部高等教育费用时，高等教育收费改革开始。现在的状况似乎是公平目标的重要性高于效率目标。

新京报：国家、社会、家庭在教育费用分担上应该负有什么责任？

黄卫华：谈到教育费用分担的责任，就不能不说教育的作用。教育的作用有三个：培养一个人具有社会公民应该具有的基本能力，提供主流的意识形态，培养人的劳动技能。高等教育也是这样的。

前两个方面应该是社会公共产品，后者是私人产品。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政府在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对于公共产品方面的费用是政府必须要提供的。私人产品方面的费用应该由家庭负担。问题是这两方面的比重难以确定，可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新京报：高校特困生群体是目前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困生的客观存在，使得高校学费收缴面临道德困扰。化解这种困境，政府、高校和社会应该怎么做？

黄卫华：我觉得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力量加大对困难学生帮助的力度。俗话说“寒门出贵子”，穷人不能上大学是很大的问题。科举时代就有对穷人受教育的帮助办法。现在，由于收费太高，而政府绿色通道或者“奖、贷、助、补、减”政策只能解决一小部分人的问题。像希望工程那样，靠社会道德来解决问题显然不是办法。

新京报：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黄卫华：政府首先要通过财政提供充足的资金。其次，政府要提供相应的制度、政策，主要是金融和信用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相关税费制度。助学贷款政策实施起来有困难，商业银行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金融市场和个人信用制度不完善。

政府可以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二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学校内相当一部分劳务市场本来可以由学生来承担。但是如今养着一堆人，效率还很差。三是相关税费制度。有的国家社会捐助高等教育的数量很多。我看规定到底不一定是出于公德心，而是因为政府在相关税费政策上的引导。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给捐款人提供适当的税收减免，二是制定特殊政策鼓励大学募捐。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让所有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能够上得起大学，圆他们的大学梦。

■访谈动机

高考结束后，部分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和广大农村家庭的家长们，又在为子女高昂的学费而忧心如焚了。“寒门出贵子”，然而，在高等教育收费呈现“芝麻开花———节节高”的今天，“上得起而考不上，考得上而上不起”大学的现象并不罕见。

我们要警惕将高等教育收费改革异化为“高收费改革”这一社会现实；同时，我们要永不疲倦地追问：在这场改革中，国家、社会、高校和家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高等教育投入来自何方？流向何处？

如何保证公共教育投入的有效利用？如何保证公平和效率两大原则的平衡？

通过这一系列的追问，我们希望，高等教育的阳光能够打在每一个贫寒子弟的脸上，使他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少一份烦恼，多一点温暖。

■链接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说，我国的高校教育收费改革是必须的，但不能使高等教育的发展以教育收费为基础，收费只是对政府投入教育的财政资金不足部分的补充，今后我国高校教育的收费不能再提高了。

———《人民日报》，2004年11月10日

今年，北京高校收费标准稳定，除了艺术等专业收费每学年在万元左右外，其他普通专业收费一般在5000元、5500元、6000元三个档。高校只许收学费和住宿费，违规收费一律没收。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曾算过，按照现在的日常运行成本粗略计算，理工科人均培养费用一年约1.5万元，文科每年约1.2万元至1.3万元。

———《教育部规范高校收费普通专业每年不超过六千元》，新华网2005年6月13日

在高等教育领域，随着收费标准的不断提高以及学生数量的快速增加，个人投入继续猛增，2000年个人投入增143亿元，2001年再增260亿元，2002年更增366亿元。5年间个人投入每两年翻一倍，5年增加5倍，年递增速度高达41.1%.国家和个人两大主力的巨大投入促成了大学投入总量每年30.6%的高增幅，升速居所有学级之首。

———《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知多少》，新华网2005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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