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他回国探亲，发现有些孩子上不了大学，加之当时亚洲金融危机正在蔓延，很多人手里拿着钱不愿意去消费，各方面都希望找到一个突破口启动内需。汤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认为，居民教育投资是当时拉动内需的一个重要力量，居民可能不会去买彩电买汽车，但是让孩子上大学肯定会投入的，于是他们就建议大学扩招。此建议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中国大学扩招就在这以后开始。

很多人把“大学扩招”跟“教育产业化”联系起来，就有人把汤敏称作“教育产业化之父”。

尽管被称为什么“之父”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但汤敏并不喜欢这个称号，也不愿意接受。他认为他不是，因为谁也说不清什么是教育产业化，而且在他们建议大学扩招前两年就有很多人开始讨论教育产业化了。

因为建议大学扩招而做了“父亲”，汤敏觉得有些委屈，认为现在的网络太不负责任了，你说点什么就会被人骂，而且不辩论，几乎连文化大革命都不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允许辩论一下。

汤敏这一代人对文革是有很深的印象的。他出生在北京，5岁时随家人迁到广西，几乎没上初中，直接上了高中，然后在南宁作了5年的数学老师。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也就是1977年，他考上武汉大学数学系。四年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并跟同学左小蕾喜结连理。

1984年，汤敏被公派到美国留学，1989年他博士毕业后，经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的同意而离开武汉大学进入亚洲开发银行工作，成为那里的经济学家。2000年，汤敏被亚行派回中国工作，成为中国代表处的首席经济学家。

身为首席，并不意味着有了保护伞，汤敏依然也会受到质疑，质疑他的大学扩招建议。有人认为大学扩招错了，汤敏就写文章反驳说扩招没错。

认为错了的人说，因为扩招，让那么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毕业就失业，高级人才明显过剩了。汤敏反驳的大意是，扩招没错，我国的大学生的比例跟其他很多国家比都很低，让更多的人上大学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有好处。

这个话题曾经争得不亦乐乎，各有各的道理。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理论，扩招后的“受害者”自有他们的难处和苦楚。曾有被扩招上大学的学生说，看了双方的争论，更加糊涂了，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对提出大学扩招建议后的态势，汤敏他们也感到出乎意料，他说，“我们提出三年扩大一倍，没想到扩大了五倍。”

是不是决策者用歪了他们的建议？汤敏说，“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开放。”

虽然一直被人称为“教育产业化之父”，但是这个“父亲”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不是做父亲的始乱终弃、不负责任，而是“我们的扩招建议是1998年提出来的，教育产业化在1996年到1997年都一直在炒。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没参与”。

汤敏还辩解说，“我肯定知道在1998年之前就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情。这些人可能也没错，你要是具体看他们的论文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跟你讲怎么赚钱，你看这就叫产业化。任何人，只要是去严肃地思考问题，不管是学者还是什么人，他一定言之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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