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维稳思路需要从根本上转变

2010年1月12日，“影响时代的力量—2009新境界，凤凰网百度时事沸点”落地盛典在北京举行。活动现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接受凤凰网专访，就2009年的社会事件发表了看法。

孙立平认为，中国并没有处于社会动荡期，中国的社会群体事件频发由于利益的冲突引起，根本原因在于缺乏长效合理的制度和规则。孙立平认为中国目前在维稳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维稳思路，从追求一时的天下太平到追求社会的长治久安转变。

以下为访谈实录：

凤凰网：回顾2009年，可以说是社会群体、矛盾事件一个多发期，这种事件在您看来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吗？

孙立平：最近这些年，社会矛盾确实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可能有几个最基本的判断：一，虽然这些社会矛盾比较多，疆独、藏独这样极少数的事情之外，绝大多数应当说都是利益的问题。我觉得定位的问题非常重要，这是第一。

第二，有些社会矛盾看起来是比较激化的，包括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但是这些问题主要是和利益问题处理得不好有关系，一些社会矛盾会激化和利益的问题处理不好有直接关系。

第三，为什么这些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会处理的不好？我觉得不是某些政策、方式、方法的问题，而是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之后，如何用制度化的方式来解决利益关系、调整利益关系？这样一个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前几天我看有一个帖子，有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只有我亲爱的祖国需要维稳呢？现在这个情况应当说不是很正常的情况。中国是世界上社会矛盾最多的吗？不是，但一个政府把这么多的精力用在维稳上，是世界上很少见的，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这跟我们定位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的思路有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们夸大了或者说把这个事情看得过分严重，然后去追求一时的天下太平。有的时候是用一些事情自己吓唬自己。中国在市场经济建立了之后，需要有最基本的制度建设解决这些利益关系。但是由于自己吓唬自己，缺乏自信，追求一时的天下太平，而忽略了制度的建设，甚至把这些制度建设，看作是和暂时的稳定相矛盾的。所以这样实际上是维稳的路越走越窄。这是我现在最基本的看法。

我不同意很多人认为的说中国面临着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讲三句话：第一句经济迅速发展，第二句政治基本稳定，第三句社会矛盾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能够过分估计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十年前我就是这个判断，现在也仍然是这个判断，这是第一。

第二，为什么遇到点事情就会发生群体性事件？弄得我们很紧张，这和我们缺乏制度化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关系的。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什么样的？人们首先应该去想规则。比如说马路上，人们开车发生了刮蹭，发生刮蹭之后，哪怕撞得比较严重，很少看见两个人打得头破血流，有时候互相递颗烟，还聊得很密切。为什么呢？他首先想的是规则，他相信的是规则，只要交警来了，派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谁的责任你跟人修车就是了，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但是现在我们这社会是什么？我们这社会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维稳其实成为制造不稳定的根源。为什么呢？因为解决问题的标准就是看你会不会维护稳定。如果你是老实人一个，遇到了问题连闹都不会闹，没有威胁到稳定，没有任何人会给你解决问题的。现在实际上老百姓也学会了，一遇到点事情的时候首先想到怎么去闹。

所以我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首先想到的是规则。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你遇到点问题的时候你会首先想什么？第一个去找人，第二个我怎么去闹。你会闹的话，哪怕是没理，到最后也能闹出点理出来；你就有理，你不会闹，刚才说老实人一个，没有任何人会给你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甚至是规模比较大的群体事件，是因为我们缺少这种制度化方式。不是说中国的社会已经到了这个时候，社会矛盾在世界上各个国家是非常突出的。让我们政府需要把大量的精力都用在维稳上，我觉得这样一个判断是错的。

这些年来为了维稳，我们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所以我觉得现在是需要思路有一个根本转变的时候。

凤凰网：您觉得多长时间可以转变过来？对这个制度能够建立起来有信心吗？

孙立平：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基本的思路，要从追求一时的天下太平到追求社会的长治久安转变。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就是制度化的建设，有一套制度化的方式处理利益关系，同时这一套方式又是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一种制度化的机制，它同时也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