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出现的“童工市场”，来自四川凉山的大量童工在此地成为廉价的劳动工具，繁重的工作，几天才能吃一顿饱饭，一些女孩还遭强奸……

对此等丑闻，人们谴责资本的无良，叹息贫弱者的无奈，问责于法治的无力，愤怒于监管者的无能。但止步于此又远远不够，从根本上减少童工现象，尚需更多层面的反思。

首先，儿童的基本福利、发展权利究竟由谁来保障。对凉山的童工买卖现象，有专家归因于贫穷。问题是，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短期内难以发展上去，某些家庭的贫穷也一时难以改变，那么他们的孩子就该“世袭”家庭的贫穷和无奈么？固然，近年来国家在不断出台新的政策，努力保障每个少年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但透过此次的童工现象不难看出，对一些极度贫穷地区和家庭而言，仅靠这些政策远远不够。

其次，如何尽快有效地解决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收益落差。试想，如此非人道的工厂也能招到工人，实是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那句谏言的注释，是城乡差别正在继续扩大的表征。在粮荒警钟不断敲响的当前，显然再也不能继续无视农业和农村的衰败。但是，究竟应该如何真正有效地对农业进行扶持，使农村得到发展，使农民得到富裕？

同时，童工现象证明了“权利软骨病”的普遍存在。据报道，在童工的流出地凉山，“不管是普通老百姓、公务员、警察，都清楚地知道工头拐骗童工的现象”；而在其流入地东莞，这也是公然上演于街头。这显然暴露了很多人对文明准则的冷漠，尤其是，这种“软骨病”的患者中还包括了诸多的公共机构甚至管理部门，一些管理者已经失去了“权利”意识，只剩下了“秩序”意识，而罔顾“人”的权利受到了何种戕害。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包括童工现象在内的种种社会弊端便难以真正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