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薄一波的发动和各方面多次研究，决定以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八团、第九团各300名学员组建新军第一个团，原来准备叫抗日青年先锋队，阎锡山把它改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山西新军的第一支战斗部队从此诞生了。薄一波担任这个总队的政治委员，徐绩章任总队长，牛佩琮任政治主任。新军实行政委制，即政委是最高领导人和决策人，没有政委签署，一切军政大事不得实行。全队共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辖四个连，共两千多人，都是投身抗日救亡的爱国知识分子，这是决死队的精华。三个大队的政治工作分别由廖鲁言、周仲英、王鹤峰负责。军事各级指挥人员则都由旧军官担任。政治工作人员则全部由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成立后，经过50天紧张训练和准备，于9月21日由薄一波率领，从太原开赴五台山地区，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行军到盂县时，遇到朱德。薄一波回忆说：

我向他（朱德）汇报了决死队建立的经过和到晋东北创建根据地的打算。他向我详细转达了毛主席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意图。他说：毛主席最近一再强调指出：在华北大局危急的情况下，山西将在华北形成特殊局面。原因有两条，主要是因为有八路军，其次是因为阎锡山与我们合作。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我们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毛主席还说：游击战争主要应放在敌人的翼侧及后方，山西可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区，向占领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态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毛主席要求八路军把五台山作为重要的游击区域，同时要充分注意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的部署，太行、太岳山脉之间的晋东南，与吕梁山脉所在的晋西南，也要抓紧做好准备工作。毛主席对战局的精辟分析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深深吸引了我。我正在沉思在战争的全局中，我们这颗“棋子”究竟应该下到哪里，这时候，朱德同志又说话了。他说：晋东北地区已有八路军一一五师，你自然不要去了。我建议你设法取得阎锡山的同意，到晋东南去。毛主席说，我们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战，要有根据地，而且是一批根据地。这和下围棋一样，只有一个眼不行，那还是死棋，要做几个眼。晋东南地区也是毛主席选定的一个眼，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接着，他又说：“我们得到情报，阎已委任托派、汉奸张慕陶为上党地区专员、游击司令，张要占据那块地方。你去把他撵走，能不能办到?”那时正值山西旧军在雁北打了败仗，是阎锡山表现最进步的时期，也是我们最能说上话的时候，所以我很有把握地回答：“不成问题，可以做到。”

我一面命令部队向晋东南上党地区转移，一面自己到太和岭口(阎前线指挥所驻地)去见阎锡山，我向阎提出：“上党地区是军事重地，我要求率部队到那里去，建立一个抗战的立脚点。”阎锡山不知道我的意图，摇头晃脑地讲了一通历史：“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呢!五代梁、唐、晋、汉、周，都是从那里起家的。上党居心腹之地，当四达之冲，肘京洛而履河津，倚太原而跨河朔，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要求出兵上党，这步棋走对了。阎很高兴，马上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任命我为山西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后改为山西第三区专员公署专员)。

1937年10月，继雁北、大同失陷后，阎锡山的内长城防线又被日本侵略军攻陷。山西旧军节节失利，阎看到旧军连遭重创，士气不振，于是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扩建新军上。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相继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敌后，9月25日，平型关一役，首战告捷，接着又在晋西北、晋东北点燃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更促成了阎锡山扩大新军的决心。

薄一波抓住这一时机，正式向阎建议，以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为基础，组建五至十个旅的新军。阎同意先组建五个旅，并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发布命令，由薄一波全权负责，从速组建。当时，已有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13个干部训练团。这些训练团队，由于兵力不足，马上难以组成五个纵队(旅)，便决定先组建四个纵队，每纵辖三个总队(团)。各纵先给两个总队，组成纵队后再自行发展一个团。这四个纵队，陆续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组建完毕。各纵的政治委员由薄一波来提名，分别由薄一波、韩钧、董天知、李力果担任。对以上方案，阎锡山没有异议，只是提出了个小问题：政治委员是否都用山西籍人好些?

薄一波当然明白阎的用意，立刻表示同意，决定由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同志分别担任一、二、三、四纵政治委员，牛佩琮、韩钧、董天知、刘玉衡(后为李立果)分别担任各纵政治主任。各纵队的纵队长，由阎锡山晋绥军中选任。在干部问题上，八路军给了许多帮助。早在抗战前夜，办军政训练班时，薄一波就通过北方局从延安要来陈玉堂、苏鲁等十位红军团、营干部。现在，八路军总部在干部奇缺的情况下，却迅速从一二九师派遣80余名干部到一纵队工作。二、三、四纵队建立以后，又陆续给这些纵队输送过400名以上干部。新军除四个纵队外，还有郭挺一组建的工人武装自卫旅。

新军组建后，先后到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总部也十分重视决死队的工作。1938年6月初，总部在沁县西林村专门为决死一纵队办了一个班，分批轮训排以上的干部。8月，薄一波又组织了一纵队的200名中高级军官的军事参观团，到八路军连队参观学习。在八路军的影响与带动下，新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秋林会议与晋西事变

1938年2月，阎锡山在临汾西南温泉村召开“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议”。他在会上肯定了牺盟会和决死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建立新政权方面的工作；同意任命牺盟会推荐的40名县长，批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加发给每个决死纵队100万发子弹，200挺轻机枪。会议期间，他又提出了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意见，想利用这个组织显示他的进步。

但也是在此次会议上，机警的薄一波已发现，阎锡山已有准备倒退的迹象。薄一波回忆说：温泉会议期间，他曾在会上拿出徐永昌从武汉打给他的电报，内容是当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建议的“和平”条件，要大家发表意见。与会者面面相觑，默不作声。阎锡山说：“这些条件并不苛刻，可以接受。打下去会亡国灭种。”显然，这是放一个准备妥协的试探气球。我当即说：“抗日战争不能中途妥协，妥协就是亡国。牺盟会和决死队坚决反对妥协投降，一定要抗战到底!”阎沉默良久，说：“看蒋先生的吧。中日战争总有和平了结之一日，我们以后不应该说反对和平妥协。”这次会议不欢而散。这时，阎锡山的旧军队已溃不成军，他还需要决死队和牺盟会支撑山西的抗战局面，所以他除了发出妥协的试探信号以外，还不敢有进一步的动作。

1938年2月28日临汾沦陷后，阎锡山仓皇退到吉县。这时旧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而新军却挺进敌后，迅猛发展，搞得如火如荼。新旧力量之间此消彼长的巨大变化，使阎锡山惴惴不安。于是，他在“逃过了灭亡”之后，开始对抗战以来依靠和支持牺盟会、决死队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他对旧军发出警告说：“不要使最后胜利的场中，没有了自己!”要求旧军赶快准备，保存和扩充实力。到1938年六七月间，阎锡山的政治态度进一步发生变化，“扶旧抑新”成为他这一时期政策变化的集中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