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牺盟会的工作也十分活跃，继续派出大批人员深入农村，宣传抗日。当山西旧政权下的县长们纷纷“自行告退”即逃亡的时候，牺盟会推荐了一大批勇于牺牲救国的进步青年担任县长，勇敢地承担起抗日救亡的重任。到1939年夏，牺盟会会员总数达到300万人左右。在山西省的七个行政区中，有五个行政区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另外两个行政区中，我们也掌握了部分县政权。全省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员或新军干部担任。因为坚决抗日，这些由牺盟会员和新军干部担任的县长深受群众拥护。山西新军这时也有了迅猛的发展。到1939年夏，已有四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卫旅、一个暂编师、三个政治保卫旅，共辖50个团，主力部队7万人，实际兵力和武器数量都超过了旧军，加上地方武装，达到近10万人。

这种新形势的出现，对支持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一，八路军三个师不但可以顺利地进入山西，而且很快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这就是晋东南、晋西北和晋察冀根据地。这三大根据地的最初“地盘”不是八路军打下来的，而是我们合法地从阎锡山手里拿过来的，或者说是阎锡山“拱手相送”的。这样，八路军三个师的屁股坐到了山西，在华北实施战略展开有了前进的基地。

第二，牺盟会员和新军干部当专员和县长的所在区域，都是八路军兵源和粮草源源不断的供应点。牺盟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参加了八路军，动员起来的山西民众也纷纷参加了八路军。一二W师1937年9月刚到山西时是8200余人，到1938年初已扩大到2．5万余人。当时有的部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八路军中十个人，有一个老红军，一个西北人，八个山西人。这当然是一个不很确切的说法，它只是形象地说明山西人当时参加八路军的人数之多。抗战之初，刘少奇同志代表北方局提出要“扩红十万”，这个目标我们是达到了。八路军总部到达沁县后，粮食供应十分困难。我对史怀壁县长说：对八路军总部和医院，要保证供应，可按合理负担的方法解决。为此，史怀壁同志还专门到小东岭八路军总部面见朱总司令。由于阎锡山有许多兵工厂，枪多、炮多，新军的武器装备也很精良，因而八路军从新军这里得到相当一部分武器装备。

第三，新军协同八路军共同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使日军在华北战场相当大一部分兵力陷在了山西。在1939年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作战中，决死队配合八路军作战，表现十分英勇。1940年的百团大战，新军参战22个团，打得更是顽强。其中，一纵的25团和38团出发时都是近2000人，人枪齐全，回来时每个团只剩下五六百人。1942年至1945年，以决死队为主力的我太岳军民发动了著名的沁源围困战，历时两年半，万众一心，艰苦卓绝，终于将日本侵略军赶出沁源，当年即被延安舆论界称为“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至今仍被沁源等地的人民作为“太岳精神”的象征而为之传颂。据不完全统计，新军在成立后的八年抗日战争中，共对日军作战7000余次，毙伤日伪军5万多人。我牺牲了第三纵队政治委员董天知等旅以上干部7人，牺牲指战员1万多人。

总之，抗日战争中，山西出的兵多，粮多，山西人民对抗日战争贡献极大，牺盟会和新军在山西和华北抗战中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贺龙、刘伯承、聂荣臻三位师领导当时就对我说过：如果没有牺盟会和新军，我们在山西的工作绝不会这样顺利。1943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听取我的工作汇报后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的例证。”

第二件大事就是在八路军的配合下，粉碎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进入1938年下半年以后，阎锡山看到广大民众迅速发动起来了，牺盟会和新军逐渐形成独立的力量，感到惶恐不安，认为这是超过了他所许可的范围，转而支持旧派力量和顽固旧军官，压制、打击新军和牺盟会，开始一步步走下坡路。对此，我们早有防范，预作了部署。北方局也提醒我们：阎锡山在政治上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既要和他保持统一战线，也要警惕他在形势逆转时可能反水。毛泽东同志知道情况后也及时指示我们：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因此，当1939年12月阎锡山在公开命令旧军向新军发动进攻时，新军各部队在八路军支持下，顽强反击，胜利粉碎了旧军的进攻。只是个别领导人思想麻痹，使部队遭到了损失。

“十二月事变”后，新军分别集中于晋东南和晋西北两个地区，经过整编，加入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和一二W师序列。这时，有些同志主张和阎完全决裂，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继续团结阎锡山留在抗日阵营内。因而新军加入八路军序列后，仍保留新军番号，有些电文仍抄报给他。尽管阎是只打收条不复电，但在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保持了中立，我们同阎的这种合作关系也一直维持到抗战结束，基本上稳住了山西的抗战局面。事实说明，这种策略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很有远见的。

回想当初，我们几位同志赤手空拳来到山西，几年时间，搞了很大一个摊子，很大一个场面，为党中央胜利地把山西作为全国抗战的战略支点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1940年3月，音乐家冼星海在延安听了牺盟会许多感人事迹后，十分激动，很快就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的姊妹篇———《牺盟大合唱》，一时在延安、在山西传唱不衰。这一切，靠的是党中央、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包括刘少奇同志的正确指导。同时，也离不开我们当时一系列从实际出发的创造性工作。抗战末期，阎锡山曾在他的部下面前慨叹自己“失算”，说：真没想到，这一回没斗过那么几个年轻人！阎锡山的话错了，他决不是一时“失算”，而是历史使然。他的对手，决不是如他以轻蔑口吻所说的几个年轻人，而是共产党、八路军和广大群众，是以山西新派面目出现的共产党人。

(来源：《人民日报》 2005年08月23日 第十四版/特约记者　胡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