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程巍著，三联书店，2006.6

很可能是读过丹尼尔·贝尔那本《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之后，我开始对西方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产生了兴趣，于是，这方面的书籍就一本一本走进了我的书架。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卡拉奇《分裂的一代》，克利夫德《从嬉皮到雅皮》，夸特罗其和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阿里和沃特金斯《1968年：反叛的年代》，若弗兰《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收有詹姆逊等人论文的《六十年代》，许平、朱晓罕《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吕庆广《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还有纪录片《嬉皮年代的乐与怒》（BerkeleyintheSixties），贝托鲁奇的故事片《戏梦巴黎》（TheDreamers）……有了这样一个前期铺垫，再来读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本不应该感到特别陌生，然而我却依然在书中发现了许多令人振奋的论述，不由得暗暗称奇。

在谈程巍的这本书之前，或许还需要提及作者的另一本著作：《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这应该是国内学者研究马尔库塞的一部力作，此书对马尔库塞的研究之透总会让我想起凯尔纳（DouglasKellner）《赫伯特·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HerbertMarcuseandtheCrisisofMarxis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而后者的马尔库塞研究显然是英语界的扛鼎之作。

《否定性思维》中有一个关键词：中产阶级富家子弟。我们先来看看作者的解释：“实际上，1968年在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理论影响下爆发的大规模大学生造反运动，其参加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受过教育的子弟。那么是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诉诸的历史主体从理论上说是无产阶级，可实际上却是中产阶级的子弟？也许有必要区分‘两个马克思’（这是马尔库塞在1932年的发现）：一个是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他诉诸的历史主体是无产阶级，以‘平等’为其原则，可无产阶级遭到了失败，或者说，最终被纳入了平等的社会结构。这个马克思的历史使命在1932年终结了。1932年后，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他对人的异化感的分析，对存在在价值上而非数量上的意义的强调，对人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的热情，使他把哲学原则置于不可替代、不可减损的‘个性’之中。无疑，这个马克思，只对社会中少数人才有吸引力。这就是那些受过高级的贵族化教育、不愿像父辈一样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子弟。”（《中产阶级的孩子们》，9—10页，以下只标注页码）关于“两个马克思”，西方学者的论述已不计其数，但就笔者目力所及，似乎还没有见过如此阐发的。马尔库塞倒是反复提到过他对无产阶级的失望，所以寻找历史主体成了他一生中的重要事情。不过，也许连他也没有意识到，在詹姆逊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改变历史进程的革命主体居然替换成了中产阶级的富家子弟。倘若九泉之下的马克思知道20世纪的60年代发生过一次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文化革命，究竟他会作何感想呢？

如今，这个关键词变成了《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书的主题词，作者所要论述的则是这样一个核心观点：迄今为止，资产阶级已进行过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经济革命（工业革命），目标是要夺取经济霸权；第二次革命是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目标是要取得政权；第三次革命便是上世纪60年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革命（反文化运动），目标是夺回旁落已久的文化领导权。（52页）对于那场西方的“文化大革命”，此前我们其实已有一个通常的理解：那是造反学生对资产阶级体制的宣战，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在继续着无产阶级的未竟事业，但为什么作者却说这是一场资产阶级的内部革命呢？

原来，资产阶级在取得了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之后，并没有把文化领导权收入囊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化领导权依然牢牢控制在贵族阶级的手里。文化领导权的旁落，一方面因为这是贵族阶级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必须抓住不放，否则就会变得一无所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化领导权的易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一个人可以一夜暴富，然后披金挂银，珠光宝气，但是他不可能一夜之间修炼得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一个阶级可以用三年五载的时间推翻另一个阶级，然后耀武扬威，招摇过市，但是它不可能在三年五载中把自己打造成文化巨人。满人入关似乎没费多大周折，可是面对汉文化，他们却没办法不自惭形秽，结果，他们只好拜倒在汉文化的石榴裙下。他们获得文化领导权用了多长时间？或者他们取得过属于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吗？当然，这已不是阶级之战，而是民族之争，但道理却是一样的。凡是文化上落后的个人、阶级或民族，即使他（它）的经济霸权如何坚挺、政治霸权如何结实，也依然无法理直气壮；他们还需要文化霸权为自己涂脂抹粉，甚至吸脂整容，如此才能去掉市侩气、鄙俗气、流氓气，让自己变得大气秀气儒雅气。文化云云说起来玄听起来虚，但谁都需要这身行头。因为这话说白了不外乎这么个小道理；经济上、政治上合法那不过是小法，美学上合法才算是大法。

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之后便陷入到这样一种困境之中：他们是经济巨人和政治骄子，却又实实在在是文化侏儒。作为文化侏儒，他们对文化艺术唯一能够采取的姿态就是恭而敬之。“没有哪个阶级对待艺术像资产阶级那样谦卑。它认为自己外行，不仅对‘伟大传统’顶礼膜拜，而且对现代主义或先锋派艺术也诚惶诚恐，在妄自菲薄的自卑感中，把从印象派的画作一直到伪艺术家的信笔涂鸦统统算作艺术，高价收购，挂在客厅或艺术收藏室”。（63页）然而，即使如此，他们依然无法摆脱其尴尬：“假若它不去了解艺术上的事，就被认为是粗俗的，而如果它试图去了解艺术上的事，则被认为是可笑的。文化领导权的旁落，使资产阶级手足无措，而贵族（包括精神贵族）和下层阶级却分别获得了美学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并利用这种优势来引诱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和女人们离开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63页）于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逐渐走向了反叛其中产阶级父亲的旁门左道。

但是，中产阶级的孩子确实是反叛了，这是事实——他们用从贵族阶级那里获得的美学营养和从下层阶级那里获得的道德资源创造出自己的“亚文化”反叛了“高级文化”。那么，是否可以说这种反叛歪打正着，他们以反叛那个没文化的“父亲”始，却不经意间为那个压在贵族阶级文化大山下的“父亲”报了一箭之仇？我想，作者想要表达的很可能正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看看作者绘出的那张“政治地层图”，问题也许会变得清晰起来：

最表层：是“新左派大学生”反叛资产阶级体制（阶级冲突）；
第二层：是中产阶级孩子反叛中产阶级父亲（代际冲突）；
第三层：是60年代反叛50年代（时代冲突）；
第四层：是东西海岸地区大城市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反叛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小城镇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地区冲突）；
第五层：是资产阶级清除自身人格构成中的非资产阶级因素的革命（心理冲突）；
最深层：是资产阶级夺回旁落于贵族和左派之手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文化领导权（阶级冲突）。（398页）

作者欣赏詹姆逊的意识形态批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距离，是意识形态批评大有可为的地方，因为造成这种距离的正是意识形态。”[244页]），而这张“政治地层图”显然也是作者运用意识形态批评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只是把上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理解到那张“政治地层图”的最表层或第二层，但这依然是“现象”。可是，这场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新中产阶级为他那个不争气的“父亲”夺回了文化领导权。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解释比西方一些大牌理论家的解读更深刻也更富有启发性。比如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在批评被马尔库塞理想化的青年学生时曾经指出：“他们在进行第一个由父母出资补贴的革命运动时，看起来似乎更像一个新版的儿童十字军东征（thechildren’scrusade），而不是一次革命运动。”[1]大名鼎鼎的贝尔先生也有类似看法。现在看来，他们的这些论断是不是还在拿“现象”说事，以至于把鸡毛当成了令箭？当然，麦金太尔等人形成上述说法时，这场运动才远去不久。对这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形成判断，确实需要一个时间距离。马克思不是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吗？也许只有当后现代文化修成正果的时候，当亚文化蔚然成风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拥有反思“反文化运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