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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党的八大路线
2007年10月10日 10:47 来源:人民网

经过半个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的风雨洗礼,都从不同方面说明了党的八大路线的正确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八大是在我国历史处在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召开的,它依据新的历史要求,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任务,制定了新的路线和方针。八大是作为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开端的标志,载入党的史册。

由于八大路线的正确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也由于毛泽东晚年离开了八大路线,于是有人就在八大问题上做文章,把毛泽东同八大路线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编造所谓正确与错误的路线斗争。这是一种歪曲历史的不负责任的言论。事实上,八大路线不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而且也是毛泽东探索自己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的重要表现。毛泽东为制定八大路线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无法抹煞的。

首先,毛泽东这时提出的独立自主,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为八大路线的制定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原则。

八大召开的1956年,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多事之秋。而这一年召开的苏共20大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则是其始作俑者。对于苏共20大,毛泽东曾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样的话,来形容他此时的心情和看法。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这正是这时毛泽东的喜与忧的所在。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吴冷西:《十年内战》第23-24页)在这里,毛泽东把“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命题。

毛泽东的上述重要思想,在八大期间反复作了强调。我们知道,在八大召开前夕他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就以学习苏联为例,指明教条主义的危害,他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毛泽东强调,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否则革命就不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成功。八大期间,毛泽东在同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肯定了苏共20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评,他说:“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他还尖锐地批评了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他说:“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可以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60页)这显然也蕴涵了对苏共现领导的思想作风的批评,表达了要独立自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重要思想。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党在民主革命中走过了很多曲折的道路,“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1页)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探索,找到一条比苏联东欧搞得更好更快的建设道路。正因为有了这样正确的思想原则,使八大成为毛泽东所期望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良好开端。

其次,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为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提供了指导思想,奠定了八大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

早在1952年底,中共中央就曾考虑召开党的八大的问题,后因种种原因而延宕。在这以后的几年中,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要对八大的指导思想作相应的调整。1956年初,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时间,进行了建国以后对经济建设问题时间较长,内容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活动,既是为寻找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也是为八大的召开作准备。毛泽东听取了中央34个工作部门的汇报,并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他集中概括并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思想。这篇报告,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为八大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关于这个情况,当年参加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十点多点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去他那里。刘少奇非常高兴。他说:主席作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这说明刘少奇对毛主席很尊重,毛、刘之间在政治上当时完全一致。随后,胡乔木按照刘少奇以十大关系为纲的意见起草了政治报告”。(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511页)后来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

当时八大路线的制定,须要回答这样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问题:一是要对新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准确判断;二是要对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作出正确定位。而论十大关系的一个突出的思想,就是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毛泽东是把它作为基本方针提了出来。这不但说明把经济建设放在了主要地位,而且也反映了这时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阶级斗争已退居次要地位,否则是提不出这样的任务的。在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中,涉及社会矛盾的,诸如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是非关系,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只有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属于敌我矛盾,也作出“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的判断。应当说,毛泽东这时对国情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他稍后作出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但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的论断,就说明了这种情况。所以这时毛泽东的认识,同八大提出的“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有人说,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就对八大路线表示了怀疑,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正如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所指出的,毛泽东是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并不是对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力总是起首要的和决定的作用,所以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提法是不准确的,毛泽东的意见对的。后来毛泽东对此作了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538页)

这里还要强调指出,毛泽东这时对经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和关注,同八大提出的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也是完全一致的。早在1952年毛泽东主要为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而提出的过度时期总路线中,就确定了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主体的“一化三改”的内容。1955年3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结论中曾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钻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1956年1月25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力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页)1956年8月22日,他在八大前夕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八大会议的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就更加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当八大报告起草工作明确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作为指导思想后,起草小组经过研究又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应当说这是符合毛泽东这篇报告的主要精神和思想的。这个重要思想,他在八大开幕词中又一次重申,他说:“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这正是党的八大的主题,也是八大路线的主题。

再者,毛泽东为八大的准备和召开发挥了核心和主导作用,为八大路线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在八大只致了开幕词,主要报告是由刘少奇作的。八大期间他曾用幽默的口吻同外国代表团说:“我老了,这次大会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这反映了他对接班人的期望,也是他希望退居二线,能集中精力思考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的真实想法。但在事实上,八大的大量的准备工作和顺利召开,毛泽东都起了核心和主导作用。如前所述,他在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成为八大的指导方针;八大的两项重要准备工作,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自七月初政治报告第一稿形成后,毛泽东自始至终地主持对报告的讨论和修改,他为此倾注了极大的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据统计,在保存下来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对于八大文件这样的修改过程,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生动地体现了中央领导层民主商量、互相尊重和互相支持的和谐气氛。正是毛泽东这种辛勤的工作,汇集了全党的智慧,为把八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成功的大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诚然,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造成了历史的不幸。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抹煞毛泽东对八大的杰出贡献。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党的八大“开得很成功”,“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本文首发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五期)

作者: 梁柱   编辑: 李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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