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岭路现建筑集团的旧址上，举行了干部动员大会，上级首长像往常一样通报着文件，只不过这一次变成了大家要解下帽徽领章了。

当年的傅是怎么想的，他不肯说，只是淡淡的提了句:“服从命令。”随后他还要下连队去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

傅玉行说那时候大家的心态还都比较平静，事实摆在眼前:国家要裁军，野战部队尚且很难保住，更何况搞工程的部队。

他的妻子陈淑云在旁边忍不住插了一句:“他那会儿成天一个人念叨着，‘这兵怎么就当黄了呢？’”

1983，他当兵整十年。

我的天！深圳！那是什么概念？

30年前，邓小平同志在南海边上划了一个圈，随后就是一百多辆军列从全国各地呼啸而来，两万名基建工程兵被派到了特区建设的第一线。

为什么是基建工程兵？

傅玉行说那是因为我们这支部队政治觉悟高，工程质量完成好，中央才选择我们来到特区。

大背景是当年的广东沿海壮劳力都跑到香港去了，一般建筑队都是单身壮劳力，谁也不敢保证没有一两个脚底抹油的。

“军队，只有军队才能保证可靠性。我们工程兵来深圳两万人没有一个逃去香港的！”傅玉行非常自豪。

1973年，他参军入伍，被分到驻扎在鞍山的基建工程兵一支队5团。

从普通一兵到副连级干事，军旅生活显得一帆风顺，更重要的是1981年，他迎娶了自己的新娘，在黑龙江佳木斯造纸厂当老师的陈淑云。

傅玉行的姐姐和陈淑云的姐姐是铁姐们，尽管两个人一个在辽宁鞍山当兵，一个在黑龙江佳木斯当老师，但那个时代的人谈恋爱总有自己的办法——见面前先通了三个月的信，听起来有点像现在的网友聊天。

“他的字写得特别漂亮，一下子就抓住我了，他探亲的时候我们见面，这个人特别实在，心好，又是解放军，他姐姐就跟我亲姐姐一样，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这是陈淑云对爱情的回忆。

1981年的暑假，两个人准备结婚，可没想到这一年的3月，傅玉行接到通知，三天后部队开拔，目的地:深圳；目标:扎根深圳，建设特区。

“我的天！深圳！那是什么概念？”陈淑云有着东北女人直爽的脾气和大嗓门，“在地图上找，才知道深圳是和香港挨着的，什么了解也没有，当年有一个老电影《秘密图纸》，就觉得那里遍地都是特务。”

傅玉行是没有选择权利的，他是一名军人。而陈淑云就不同了，她是国营大厂里最红的厂办老师，20多岁就分了一套带木地板和暖气的小单元房。

7月，也就是两个人原定结婚的日子里，陈淑云来到深圳看望爱人，她先要坐五天的火车来到广州，然后再从广州转车到深圳，那个时候深圳的火车只有从广州走的一条线，要五个小时。

“下了车一看，怎么到处是戴斗笠的？人们穿拖鞋就上街了？人家和我说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后来才明白人家问我行李这么多要不要用扁担抬。”

好在恋人一直守在车站，接到驻地一看又傻了眼: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工地，到处荒山野岭，大量工程兵们住在“竹叶宾馆”（以竹子为主要建筑材料的简易工棚，现在深圳有一处“竹子林”的社区当年就是工程兵的主要驻地）。

这时候她才想起为什么恋人在广州的时候和她说:“淑云啊！想带点什么东西回去就赶紧买吧。”

“竹叶宾馆”隔音条件不好，当老师的陈淑云大嗓门习惯了，一天到晚被教育“小点声”。

这种环境下，不吵架才怪。一次大吵之后，陈淑云决定回家，“彻底离开这个破地方”，她留下一封信就翻山越岭地走了。

没电话没手机没BP机，傅玉行只好发动战友们去找，还惊动了上级领导。大家伙正在热火朝天找人时，陈淑云自己回来了。

荒山野岭当中，她没找到去火车站的路，又赶上下大雨，想了想还是恋人靠得住就又回来了。

第二年的春节，两个人在工棚里举行了婚礼。

在简陋的竹叶工棚里，几张办公桌拼在一起，摆放着几个苹果、一些花生瓜子糖果，没有张灯结彩，没有鲜红礼服，没有家人来贺。

现在的市委机关食堂二楼是两个人的新房，房间只完成了土建工程，墙上的土经常啪啦啪啦地往下掉。两张单人铁架床一拼就成新床，3块钱一床的黄军被买了两条，铺在“新床”上当“席梦思”，盖的是傅玉行原来的军用被子

而傅玉行的很多战友就被老婆或者女朋友给弄回老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