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000元悬赏抓“二王”(图)
2009年09月01日 12:28三联生活周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一号”追缉令:刘文和刑侦队伍的组建

“我们的基础工作薄弱,队伍素质差,才被‘二王’逼出了悬赏通缉令。”2月12日沈阳案发,3月刘文被公安部指派做“二王”案总指挥。3月底他来到武汉的岱山派出所时,“二王”刚刚打死3名警察,并抢劫枪支逃跑。“我到的时候,正有一帮群众,围住了派出所,他们说,公安局干脆换牌子,改叫粮食局算了!”刘文心里特别不是滋味。80年代初中国公安,所谓刑事科,15块钱以上的事全管,“没有应对暴力犯罪的经验”。“文革”结束后,社会治安和风气都有所变化,现在正编写《中国刑侦史》的刘文说,“‘二王’是一个转折点”。

“二王”案时间之长、地域之广、投入之大,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前所未有。“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对‘二王’的活动做出准确判断。沈阳连杀4人后,能够肯定的是‘二王’的4次露头,从北京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上开枪,湖南衡阳打死1人,湖北岱山、武汉打死4人,安徽淮阴抢劫2.1万元,一直到江西广昌被击毙。”刘文说,“而且都是因为打了遭遇战。我们的人开了3枪,一枪没中,还被人家给打死了。”“二王”案结束以后,刘文说自己情绪完全提不起来,“7个月才破案,应该吸取教训!有什么英雄可言?”同年夏,邓小平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第一次做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指示。

2月至4月,公安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5月,悬赏2000元的通缉令一夜间贴满了大街小巷。刘文至今还保存着这张发黄的通缉令。除了“二王”的相貌特征,背面还印着“只许张贴,不准广播登报”。“当时害怕影响不好,通缉令也来不及让各地去印,只好我们印好,派飞机运往全国各地。”新中国成立后从没悬过赏,刘文曾仔细研究了香港、台湾地区,清朝和民国时代的“悬赏通缉”。“我当时对领导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不该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专利。”刘文笑着说,现在悬赏50万元的多了。当时送到,批示“同意”,但是奖金从5000元”改为了“最高2000元”。

此后刘文背着一台十几斤重的电话,跑遍了广东、安徽、江苏、湖北、河南、陕西和河北。“那个电话是最高级的了,瑞典的。还带着个电台。”因为还没有专车,刘文去很多发现线索的边远地区都要坐公共汽车。“当地的公安局给我们开个证明,说有两个警察同志要坐车,麻烦保留两个座位。”刘文还特地买了100件防弹背心,“200块钱一件,到一个地方只发一件”。刘文说到自己走过的每一处,都会激动地站起来讲,“我们在广东白云山也是围堵了,武汉还调动了军用直升机,还是没逮到”。80年代公安的装备也很落后,没有110报警电话、巡警、特警和检查点。“连传真机也是为了‘二王’买的,好赶紧把照片传往全国。”只有公安部有自己的特警队,“特警队当时的待遇和空军一样,要吃空军灶”。因为江苏等地警力不足,民警的枪法不准,刘文被特批可以带10名特警前往协助。“我专门找了人,给他们做饭,每顿都有肉,还有巧克力和水果。特警们看到我吃普通灶很不好意思,招呼我一起吃,我说自己带着粮票哪。”

当时全国各地都出现线索,“每天都有电话来说,‘一高一矮又来了’,搞得上上下下都紧张,但经查证,都是假的。特别是出现了很多‘假二王’,冒充‘二王’到处作案,我在大连围堵了半天,抓到了一高一矮,他们还‘承认’自己是二王呢!”特别是悬赏通缉令发布后,提供线索就可以奖励1000元,查实的奖励2000元。刘文说,“和现在动辄50万元悬赏捉拿在逃犯可不一样,有人说公安无能,拿钱买人民的自尊,也有人说这样省警力、省经费”。

关键还是当时公安办案的方法太落后。“我们还习惯于,先侦查现场,再找出证据,再追捕犯人。”但通缉令带来的问题是,刘文说,“等我们找到证人要描述人家的长相,人家早回家拿了钱和地址跑了”。除了群众路线,最有效的方针是:“我们必须迅速主动出击,设包围圈,大、中、小3个。”江西广昌最后的围堵正是如此,“我自己当时参加了6次大围堵。此后应对暴力犯罪有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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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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