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的论证

“规模很大，有两次至少都是百人以上。”曾参加过这些座谈会的人口学专家田雪原回忆说。

田雪原毕业自北大经济系，读书时适逢老校长马寅初遭到第二轮批判。马寅初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控制人口的理论，却被批为“仇视劳动人民”，中国的人口问题从此成为禁区。而在批判中，田雪原开始有意识地了解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并深深地赞同。

1978年8月5日，田雪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

1980年3月，作为人口理论的研究者，田雪原受邀参加了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办组织的五次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有国家领导人、各部委领导和一些专家学者。讨论的焦点是，实行只生一个的政策到底可行不可行。

座谈会的讨论非常热烈，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所决定的，将要影响中国的每一个家庭。

一些现在看来很奇怪的问题，也被慎重地看待。

一名领导人提出，民间有种说法，头胎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憨傻，如果施行一胎政策，会不会导致国人的智力水准下降？

在北京，确实流传着“老大憨、老二精、出坏主意的是老三儿”的俗语。

田雪原说，他们首先查找了资料，发现美国飞行员中，有40%都是“老大”，这意味着第一个孩子照样有足够的智力能力进行复杂的工作。专家们接着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说，民间所说的“老大憨”是建立在大家庭的基础上，而一般大家庭的老大，无论是哥哥还是姐姐，都是起到“半个爹妈”的作用，因此不免会显得忍让和憨厚，而一旦每个家庭只生育一个，这种情形就会消失。

第三个解释，则显得非常的超前。学经济学出身的田雪原当时回应说，计划经济将被商品经济(当时还未提出市场经济的说法——编者注)替代已成定势，金钱将占据重要地位，到时社会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将会发生重大改变，未婚先孕、人工流产、离婚的情形将会大量增加。届时，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很可能并非是所怀的第一胎。

这个看来有些匪夷所思的问题和同样匪夷所思的答案，正反映出决策者们当时的慎之又慎。

座谈会上，还有一些问题则显示出提问者的远见。

有人提出，如果只生一个，会导致若干年后，出现大量的421家庭，即四个老人、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个孩子组成的家庭。这会导致老年人比例过大、年轻的夫妇负担过重等社会问题。而专家则回应说，考虑421的2,都是独生子女，本身概率偏小，加之老人的自然死亡率，这种家庭不会太多。

这五次座谈会，持续了近三个月。“只生一个”的决策被确定下来。

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推行肇始

这下，马玉清为难了。她也想生第二个孩子。

1971年，马玉清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1973年，成为专职计划生育工作者后，她几次将生二胎的指标让给了别人。

1978年，计划生育工作者内部已经召开会议，透露了将可能执行一胎的政策。

“我一听，哎哟，我就不能生了。当时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马玉清说，有一小段时间，掀起了一个抢生的小高潮，一些朋友也劝她赶紧再生一个。

自己生两个，怎么去劝别人只生一个？马玉清最终和丈夫决定，不再生育。

不过，即使以身作则，当她再去宣传计划生育时，还是遭到了冷对。

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重要的是动员育龄妇女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马玉清先去找女党员，当时崇文修理公司有一批1968年高中毕业的女干部。她们和马玉清一样，有了一个孩子，但因为工作的缘故推迟了生第二个孩子。

马玉清还记得，自己总是一遍遍去找她们，劝说她们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请书，“你还得带头，谁让你是党员啊！”但得到的回复总是没好气的“你就这一套，还有没有别的？”

在独生子女政策推行的最初一段时间，人们其实最担心的是，只有一个孩子，一旦夭折怎么办？马玉清解释说，按政策可以再生。

关于“老大憨”的疑虑，也确实有人提出。马玉清的回答是，成才还是要靠后天培养，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家里可以把主要的精力和财力都放在对孩子的培养上，肯定比放在更多孩子身上强。

“当时，大家还没想养老的事情。因为都有工作，也会有养老金。”马玉清说。

1980年《公开信》发布后，计划生育工作也开始成为各级政府、各单位所关心的大事。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推行一刀切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一个家庭可以生育一到两个孩子，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生育3个孩子，有些地区则不限制生育。

在第一代独生子女成年后，人们才发现一个政策早已被准备好——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可以生两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