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1962年，杨振宁在日内瓦再次和父母以及弟弟杨振平见面。没想到，弟弟一出机场就遭遇了检查。不但所带的箱子要检查，甚至还要脱掉全身的衣服。而1964年他们一家人在香港见面的时候，隔壁住的也是以保护他们为理由的警察。杨振宁猜测这些都和他当年的核物理研究方向有关系。不过即使是这样，杨振宁并没有放弃每一次和家人团聚了解中国的机会。直到1971年，中美两国的关系出现了解冻的迹象，杨振宁赶紧打了一个报告联系回国探亲的事。生怕晚了一步，时局又会变了。

杨振宁:中国大使馆给我的签证不是在美国的护照上，因为中国不承认美国，美国不承认中国，所以它另外有张纸，一张白纸。上头贴了我的相片。然后说是这个人的，允许回国。也没说这个人是谁，当然讲了名字。没有说我是什么国的公民，就说是准许这个人到中国探亲访问。什么时候进中国，什么时候离开。

就是这小小的一纸签证，载着杨振宁回到他阔别了二十六年的祖国，回到了这片与他的生命有着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土地。

陈晓楠:阔别了二十多年之后，就是踏上这块国土，马上要降落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应该也是很激动的吧？

杨振宁:我记得那个法航的飞机，是从巴黎起飞在路上停了好几站，最后一站是仰光。从仰光就从中缅的边境飞过来，飞过那个边境的时候，法国的驾驶员就报告，说我们现在进入中国的领空，我记得我当时有很大的震动，就是心就跳得很快。

那一时刻，激动的恐怕不只是杨振宁，还有很多知道这次飞行的华人们。他们关注着这个敏感时期，发生在杨振宁身上的会是什么。多年来两国的敌对和封锁，让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希望从杨振宁的中国之行中来决定自己今后的选择。

杨振宁:一清早，我就爬起来了。小弄堂有卖早点的，我弟弟给了我几个人民币，我买油条，给他钱。他说粮票呢，我说粮票是什么，他瞪了我一眼。我想不妙，赶快走掉了。

杨振宁:那么后来呢又走到离锦江饭店很近，有一棵树，有一个小男孩爬到树上去逮这个知了，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就拿照相机给他照。我刚要照，旁边来了一个人，大概是他的父亲还是他的叔叔，他说不准照。然后他就问我说是你是哪儿来的，我一想最好讲实话，我说我从美国来的，哇，这个很稀奇，怎么来了个美国人。于是他说你不准动。他就去找了一个解放军，是一个十几岁的一个男孩，那个解放军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于是他就说不准动，我要去请示。他就去请示，到那个时候，已经围了好多人在那儿看这个事情。

最后还是锦江饭店的负责人过去解了围，物质供应的匮乏和文革中的紧张气氛还原了母亲眼中的紧张的中国。那么父亲眼中的进步的中国呢？

杨振宁:我的一个亲戚从吸鸦片烟，一个颓废的没有用处的人，变成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人。还有比如说是平均的知识水准，我小时候我想你在北京走在路上，95%的人都是文盲，现在你在北京要找一个文盲，假如不是年纪很大的不太容易。还有整个这个气氛不一样，就是抗战以前是没有一个全国的一个觉得有一些共同的命运，共同要努力的方向。

父亲与母亲两个人讲的话都是正确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就跟一个孩子的诞生一样，要有流血要有痛苦。中华民族二十世纪的经历，是一个浴血重生的过程，这是不可避免的。

回国后，杨振宁把想要见的老友列了长长的名单提供给接待人员，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邓嫁先。杨振宁与邓嫁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在西南联大又是同学，后来先后到美国留学，邓稼先取得理论物理博士学位后，就立即回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两人失去了联系。后来邓稼先在中国两弹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贡献，远在美国的杨振宁看到了一些猜测性的报道和材料。这次见面，杨振宁想解开一个心中的谜团。

杨振宁:1971年我第一次看见邓嫁先，他送我到飞机场，我要离开了。我临上飞机以前问了他，我没有问其它，我只问他说是中国这个原子弹做的过程之中有没有外国人参与，他大概没有料到我要问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他说他觉得没有，他说他要去证实一下的。事后我知道他请示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就告诉他，据实道来，所以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这个封信现在我找不着了，这是一个大损失。

那个时候我已经飞到上海了，他写这封信派专人到上海，王洪文在请我吃饭。在上海大厦里头，送信的人来说杨教授有一封给你的信，所以我当时就拆开看，邓稼先说他已经证实了说是，中国的原子弹除了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有苏联的少许帮助，主要的工作后来都是中国人自己做的，这个我当时起了一个很大的震荡，感情的震荡。所以我流泪了就去了厕所了。事后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会流泪，这个他要问我呢，我当然就得要想。我想这是很复杂的。当然一部分你想像我这样子的人，尤其是知道我父亲他们那一辈所感觉到的中国被别人欺负的一百多年的经验，遗留到我的身上来，那么今天中国人自己能做出这个事情来，这当然是很大的震荡。我想我对于我的朋友，能够做了这么重大的贡献，当然我是非常高兴的，是不是这里头也有个成分，觉得有点懊悔我没有参加呢，我想很深的感情通常都是很复杂的，我没法子能够分析出来有没有。

陈晓楠:1971年回国后，杨振宁去了长城，看了天安门，回了他童年生活的地方清华园。了却了二十几年心愿。而这之后他几乎每年都回国，有时一年还回来不止一次。杨振宁记得每年回来，周总理都会抽出时间和他见面，每次还会特别请他吃个饭。

杨振宁:周总理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下回也许我应该去向档案馆去找，他们准许不准许我看一下子，周总理对我的印象是什么。他一定有印象。那么周总理问了我很多的话，比如说是他对于美国的大学，是怎么样一个情形，从教授的待遇、学生的待遇，到美国的学生运动他都问得很细。

陈晓楠:1973年的时候您和毛泽东也见了一面吧？

杨振宁:就问我说杨教授你这回来，想要看见些什么人，想要访问什么单位，那一次呢我就突然发奇想，我就说我希望能看见毛主席。他们没讲话。第二天我再看见他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讲得太唐突一点了，我就说对不起昨天我太唐突一点，要求见毛主席。他们说没关系，他说从外国来的人都要想看见毛主席。可是我以为这当然就是不可能了。

有一天，杨振宁突然被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周培源带进了中南海，他如愿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杨振宁:毛主席、周总理、周培源先生跟我四个人坐在他的书房里头。那么谈了一个半钟头以后呢，他的秘书来了说主席时候到了。所以我们就站起来，结果毛主席他站不起来，他坐在一个沙发上，坐在我的右边，他一时站不起来。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你拉我一把。所以我就拉了他一把，拉了他一把呢就没问题，他就可以站起来，站起来以后走路倒没有问题。他走路慢，不过并没有问题。不是这样脚蹭着地板这样走的，还是正常的走的。走到门口呢，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跟我握了握手，还讲话。

这个话我原文还记得。因为我知道他是从心底里讲的话，他说我小时候呢也想在科学方面有一些贡献，后来没做到。现在我很高兴你在科学上做了一些贡献。这个话我会永远记得的。我还记得他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在物理学里头，这个理论跟思想是占什么地位？我事后我当然想了，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想他要想知道，比如毛泽东思想这个话，在这个别的领域里头，是不是也有思想跟理论的分别。

1971年到1973年，杨振宁四次回国。周恩来都请他吃了饭。1974年回来时，周恩来病了，江青请他吃了饭。与中国领导人的频繁接触，杨振宁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

陈晓楠:那个时候美国那样的社会形态当中，替中国说很多的好话，替新中国说很多的好话要顶压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