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那个时候没有想到再回来是二十多年之后了？

杨振宁:是。在我做博士后的时候呢，朝鲜战争发生了。朝鲜战争一发生呢，美国的总统杜鲁门呢就有一个法令出来，说是在美国，中国血统得到理工博士学位的人，不准回国。他这个道理呢是因为觉得理工的人，回去也许帮中国有武器制造什么这一类的。所以像我这一代的人在那儿，多半的人这些留学生都滞留在美国。

想起家乡，想起家人，杨振宁总会哼起一首歌。一首父亲教的歌。

杨振宁: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胄神明种。这个歌的调子跟它这个字，我想是一代的青年人受到很多影响的。

陈晓楠:那个时候在美国华人作为一个学者来讲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当中能感受到歧视吗？还是非常平等？

杨振宁:我当时要想买一个房子，就是五十年代，后来我已经交了定钱。后来那个盖房子的人说是他要退这个定钱给我，为什么缘故呢？他说周围有些别人来看房子，听说有个中国人买了个房子在那儿，他们就不愿意买周围的房子，这当对他的影响很大。我当时气得不得了，找了一个律师，说是要打官司，那个律师说这个官司你打不赢的。因为没有一个这个地皮当初的地契里头，没有一项说是不可以有种族的歧视。所以他说这个打不赢

不过在学术研究的领域，杨振宁并没有受到歧视。他追随二十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为师，进了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以后，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这里是举世认同的理论物理和数学方面的最高学府之一。杨振宁是这里的第一位华人教授。

杨振宁:我的办公室在这个楼里头，就是在那个楼上的最左边的那个。

事业顺利，爱情也不期而至。1950年，杨振宁遇到在美国读书的杜致礼小姐（抗日名将杜聿明的女儿——编辑注），两人一见倾心，不久就成家安顿了下来。在学术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成为杨振宁最为黄金的时期。1956年，他与李政道合作，摘取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年，全世界的华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只有三十五岁的杨振宁。

媒体大幅报道后，很多人发电报向杨振宁祝贺。不单学术领域，还有唐人街做生意的华人。一个科学领域的年轻人做出的成绩，让全世界的华人扬眉吐气。

陈晓楠:要在这个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做一番讲话，就是要发言，在这之前您是怎么想应该在这个时候说什么？

杨振宁:在拿奖的当天呢，晚上有一个很大的宴会。那个宴会有好几千人，国王跟王后主持的。在那个宴会里头，每一个得奖的人要给一个简短的演讲，十分钟的样子。所以我预先就想了一下子要讲的那些。我想现在看那个时候我的演讲呢，也反映我当时的整个的心态。

杨振宁演讲:我是拿到庚子赔款这个奖金出国的，我深深知道我是一个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共同的产物。我一方面为我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自豪，一方面将奉献我的工作给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它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陈晓楠:杨振宁在颁奖晚会上的演讲透露了他在国籍身份上的矛盾心里。他在踏足美国十九年之后，才正式加入美国籍。而这个消息他其实很久都没有告诉自己的父亲。这其间，杨振宁情感上的矛盾与纠缠，恐怕是外人无法理解的。

杨振宁: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我知道，父亲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这张照片1935年拍摄于清华园西院的一个四合院。因为父亲杨武之当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杨振宁在这里度过了八年的快乐时光。

杨振宁:这里面现在住着几家人？五家？我来看过这个地方。我七十年以前就住在这儿。那个时候只有一家。

陈晓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气氛呢？在清华里面。

杨振宁: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清华园有一个围墙，我们都住在围墙里头。是一个学术空气很浓厚的一个环境里头。可是有时候我们几个小孩组织探险队。上哪探险去？走到外面去，走到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的圆明园，结果我们到那以后才发现，那有些乡下人在种田，那个时候圆明园里头有些田地，被些乡下人种了。我们到那个乡下人家里头去看一看的话，才了解到当时的这个贫困的状态，我记得我头一次看见的时候，在我身上起了一个震荡。

在清华园小小天地里，杨振宁对和科学有关的东西，有着一种痴迷。

熊秉明:我们养过的东西就是蚂蚁和蚕。

杨振宁:我还记得我有一回做了个实验，就是逮了几个蝌蚪来，然后每一个放在一个碗里头，然后用不同份量的盐，我给它放在里头。要看盐到多少了以后呢，这个蝌蚪就长不大，其结果呢我那个盐都放得太多，所有的都死光了。

陈晓楠:我听说您小时候有个外号叫“科学头”是吗？

杨振宁:这是一个名词，不过最常有的外号是叫大头。因为我那时候头是比较大，脖子又比较细。

陈晓楠:那时候您在数学或者在理科方面的天分很明显吗？就是在周围人看起来？

杨振宁:有一本叫做《神秘的宇宙》。我看了以后非常向往。因为它那上面是用通俗的语言，讲二十世纪初年物理学的大革命，相对论、量子力学。我看了以后当然神往，所以我这个事情我们家里都记得，我想我大概是初中二年级，回来就讲给我父亲母亲，说是这个简直是非常之妙的东西，我说我将来也要搞到这里头去，要得到诺贝尔奖。

这虽然是杨振宁童年时的一句戏言，但父亲杨武之对他在数学上表现出来的天赋早有察觉，在一张老照片的背面，杨武之曾写下“振宁似有异禀”的题字。

陈晓楠:那时候您的父亲他在对您的教育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

杨振宁:他很快就发现了我这个数学方面东西懂得很多。不过他做了一个我从后来看起来呢，是非常正确非常聪明的一个决策。他不因为这样子，他就让我多学数学，中学二年级念完了以后的夏天，他就找了一个清华历史系的高材生，就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头，他就教我《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