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成功登顶珠峰的王富洲:就是为了给中国人民争口气
2009年09月28日 14:34 】 【打印共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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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大到让我害怕”

解说:1960年的5月25日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之后群众为归来的登山队员,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大会。而此时的王富洲和同伴屈银华,却正躺在医院接受治疗。

曾子墨:在医院里面住了多久?

王富洲:在医院住了,有五、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将近四个月,截肢就是在那儿截的。

曾子墨:听说您因为截肢,错过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王富洲:是我们那时候北京大的欢迎会,在工人体育场,那是由陈毅讲话贺龙主持大会,听他们说在北京的那些领导人都去了嘛。当然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就是听听广播。

曾子墨:这么激动人心的场面,您没能参与其中遗憾吗?

王富洲:不遗憾这受伤了,登山,这已经是中国人,我们想这已经是拥有荣誉够大得了。这是我跟你说我都想象不到,大到给这荣誉我都有点害怕,我都是感觉接受不了。

曾子墨:什么样的荣誉让您害怕了?

王富洲:就是我们一到拉萨的时候,那个全部用车欢迎啊,吉普车上面站一个人,那时候什么西藏那些头头都在啊,什么司令员、政委,跟我们队员站到一个,站在一个敞篷车上夹道欢迎,那时候听他们讲,拉萨市委书记嘛。他说我们拉萨市现在三万多人,最少出来有两万多,我们五分之三的人出来欢迎你们,夹道欢迎你们。那时候哪见过这个局面,这个场面?你想也想不到,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就想,心里想什么喜悦、高兴想不到这儿。就是有一点,有一点就给这么多荣誉简直是我们就干这么点事,给这么多荣誉心里有点,有点也是有点紧张。

曾子墨:时隔两个月,您突然就成为了国家英雄,可能会有很多人崇拜您,向您表达敬意。那个时候大家表达崇拜的心情,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想和今天可能会非常不一样。

王富洲:害怕,我在街上走我就害怕,怕人家认识我,再一个呢,怕街上拽住照相,其实照相也是好多人照相。

曾子墨:有过这样的事情吗?

王富洲:一多了就紧张了,有过这样的事情吗,走在街上可能用今天的话说,就好多粉丝把您给围住了,是啊都说了,还说啊这是谁谁谁。一种说我当时不是什么感觉到什么,头上紧张得直冒汗,紧张。赶紧溜了溜了又不好溜,人家都站旁边也什么,但心里紧张。

曾子墨: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和国家领导人共同的庆贺,但是这完全不影响王富洲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虽然在登山的过程当中,他不幸的被冻伤而且呢被迫截肢,但是王富洲却因此收获了,谁也换不来的荣誉和记忆。

解说:最初抱着去北京看看天安门,集训完就能回家的想法,王富洲却在一连串的意外和偶然中,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人皆知的登山英雄。面对往事面对44年前的那番惊心动魄,如今王富洲却是令人惊奇的平静。

曾子墨:回顾当年登山的这个过程,您自己认为最珍贵的纪念品是什么?

王富洲:最大的安慰是完成了任务,好像确实是彻底的,身上放下点包袱。

曾子墨:您没从山顶带些东西回来?比如说石头呀或者是其它的一些?

王富洲:带了石头因为我的手也冻伤了嘛,主要是因为我学地质的,我就想把这石头拿下来,我给贡布,贡布把九块小石头都带下来了,九块就是用这个石头鉴定顶峰的石头的年龄,鉴定顶峰的石头的年龄好鉴定,好鉴定顶峰的成年,就是哪个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些东西。

曾子墨:但是这毕竟从科考的角度来说,而且这九块石头可能是属于国家的?

王富洲:对。

曾子墨:您没为自己留点什么吗?没有?

王富洲:自己没有。连我们服装那时候都是交出去,这个装备都得交了,交公,不能自己留着。

曾子墨:那个时候人的概念当中可能,只有国家只有集体,没有个人的东西。

王富洲:没个人的东西到时都得交了。倒是也很自然的,手痊愈的时候拿着该交的东西,都去交去了。

曾子墨:有没有人像向组织上提过这样的要求,这是我登山的时候穿的一双登山鞋,我想留下做个纪念?

王富洲:没有,那时候用一句话说,公家的东西高于一切,公家的东西都得,还得交回去。人就没这样的想法,没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知道,当然可能别人有没有我不知道,反正我接触的这些朋友们,没有说我留一套东西留下来,没有。

“任务高于生命”

曾子墨:和今天的登山的装备相比较的话,那个时候会落后到什么地步?

王富洲:那现在的装备,那真是没法比了,我给你举一个通讯器材。通讯器材还是,都是我们专人到去西欧买东西的时候买那个报话机,那个时候报话机还是外国部队淘汰给换下来的,这个退伍的这个装备。那时候退伍我们还保密,我记得还通过大使馆做工作才卖给我们,但是那个我们买回来所谓外国的先进装备,多重啊,就是那个报话机还17斤重呢,跟现在的手机怎么比啊,那一个报话机可以装一大堆手机那么重。

曾子墨:现在的珠峰大本营都有手机信号了。

王富洲:你看那手机多什么啊,看那个多轻啊。

曾子墨:而且像攀登珠峰的整个过程,一般的登山爱好者经过训练都可以参与,电视还可以直播,对于这样的变化,您怎么看呢?

王富洲:哎呦我感觉国家真是,整个世界的科学太先进了,太先进了。这个我同时也感觉这个登山的确能,这是对国家的一个科学的发展,国家的进步,也是很大的一个检查。能不能登上顶峰,过去外国人登高8000米,很多也是有这种实验性质的,考察性质的,包括过去我听意大利登山军事登山队,为了试验他们的军事装备,弄两架直升飞机从尼泊尔去登去,这是,结果呢?安装好了一架,还没怎么用呢,飞机就撞到山上了,他再也不敢安了。他的目的,有些外国登山者都有这个实验装备的,现在我们这个登山,你比如说在潘多。1975年在顶峰做心电图,也是事先我们这个高山成立的研究,对这个机器试验,这都是跟科学结合的非常密切。

曾子墨:但也会有另外一种声音,觉得现在攀登珠穆朗玛峰好像变得有一点商业了,甚至有人会担心对珠穆朗玛峰,它整个周边的自然环境,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王富洲:现在主要现在不是变,现在基本上商业性质很大的,过去我们登山的时候,主要是这个为科学服务也是进行考察,也是为科学服务的。这个为国防服务,也是训练这个侦察兵,为国防建设服务的,现在那主要是休闲的比较多,都是,当然也不完全是一样。有些人说问你为什么登那个山啊,是啊,因为那个山都在那儿,但是这些我总感觉是五花八门的想法都不一样,兴趣都不一样。

曾子墨:您不认为登山的本质应该是从中获得快乐,实现自己的价值是一种享受?

王富洲:但对我来讲,因为我登了一辈子山,当然从我个人讲一般的说到山里面去玩玩,有这种想法但是不多,但是我觉得去登山的,还是真正能看点东西,能体验点什么东西。就像过去竺可桢院长在他家,曾经对我还有我们那个,科学协会主席刘东生两个人讲的时候,那个老院长跟我讲,他说你回去啊,你传达给你体委主任一个我的意见,这个要号召青年人到山区去,到边疆去,到那儿去锻炼,去认识大自然。接受大自然的锻炼,我感觉这个比较好。

曾子墨:在您看来登山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您为什么要登山?

王富洲:登山本质我感觉它是综合性的,包裹的比较多,登山也有锻炼身体,也有科学实验,你比如说这个但是你要是说完全是经济性的,那都是对身体不是有好处,对身体实际上是有害的,你要是锻炼性的你登登山,到那山里面这个玩玩休息休息。或者是领会大自然接触大自然的这个锻炼锻炼,也是一个好事情,但它就是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

曾子墨:那在登山的过程当中,是实现任务实现目标更重要,还是生命的价值更重要?

王富洲:应该是任务,为国家为科学。

曾子墨:任务高于生命?

王富洲:那是的,那真的有任务了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国家需要啊,党的需要啊,那过去我们登山就是这样,为什么突击顶峰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写遗言哪,你不让他写他也写啊,因为他是准备上去就回不来,要有回不来的打算,所以才能下决心登上顶峰。

曾子墨:我听说您攀登珠穆朗玛峰,得到过一个非常珍贵的奖品是一瓶酒。

王富洲:噢,这是什么呢这是也体现了,这我讲了,过去说是由于登上顶峰,我们没有照片,外国有登山界有抱有怀疑,说特别这个,提英国的运动员有这个怀疑,为什么怀疑呢。他说我们这个老牌的登山家登那个,死活都登不上去,你们这么年轻你们就能登上去,有这个怀疑。我想这个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从他的亲身上体验嘛,但是后来呢,我们登上去以后呢的确就包括日本老登山界,南坡登上顶峰的,但是后来成了我的老朋友。

他很信服中国登山队的这种精神,掌握技术的这种能力,所以他这个就是英国女皇五十周年嘛,生产那个极致红酒。他管那个事,也是英国皇家封那个公爵亲自跑来,来咱们中国。这个表示对咱们60年登上顶峰的那种钦佩,作为世界上极致成就之一,特别是那个时候登上珠穆朗玛,作为中国人的极致成就,专门一帮人还带了个摄影机,带了两瓶酒来到中国,这个送给我。当然呢送给我,我也是中国登山运动员的代表,是,所以我们登山有这个成就,过去有这个成绩呢,是登山事业成就了我们。

曾子墨:从1960年的4月底开始到5月25日成功登顶,再到5月28日安全地撤回大本营,前后仅仅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王富洲却差一点为此交付了自己的一生。可以说王富洲和他的队友们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信念给国家迎来了极大的荣誉,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也给中国的登山运动登山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感谢王富洲帮助我们定格了1960年的记忆,好,谢谢王老师,谢谢。

王富洲:谢谢。

曾子墨:我们举杯也祝您身体健康,也祝中国的登山运动能够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成功。

王富洲:谢谢,也祝贺咱们凤凰网兴旺发达。

王富洲:为人类、为人民,为全世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带来更大的幸福。

曾子墨: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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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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