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警方透露，目前林嘉祥并没有被刑拘，这是因为没有事发时酒店厕所门口的录像，并且现场目击者对警方所陈述的也只是涉事双方吵架的情景，所以未有证据证明林嘉祥有过猥亵行为。目前案件仍按照治安案件处理，警方还在进一步搜集证据中，争取在近日向社会公布相关情况。(11月4日《广州日报》)

重证据是必须的，但现场录像并不是唯一可以证明一切的证据。监控探头的出现给侦察办案带来便利，办案对录像证据的重视也体现着法制进步与司法文明，但这绝不意味着侦办案件和获取证据对监控录像的绝对依赖。在监控技术未出现的年代，我们也不能说那时靠其他方式获取的证据都要推翻吧？

证据越多固然越有利于澄清事实，但是目前的证据也并非不够。首先，小女孩本身就是一个证据:好好的孩子转眼间变了样，惊恐慌张地跑出来，足以证明其间发生了非常恐怖的事情；现场只有林与女孩，所以林肯定对女孩实施了什么行为，这应是不争的事实，不需要录像证明的。

其次，林卡住女孩脖子往男厕里拖的事实，警方也认为需要录像证明或获取女孩颈部卡痕的证据。其实这个问题即使采用最简单、最原始的认定方法都不会存在太多的异议，一是女孩说谎没有任何可以成立的理由，二是林公开承认“我做了”——做了什么，事实还不够清楚？当然，警方以治安案件定性此事，说明警方也已确认了“卡脖子”、“拖”的事实，否则，“治安案件”的概念从何谈起呢？卡脖子往男厕里拖的事实认定了，那么“猥亵”的事实也就随即水落石出:卡脖子做什么？往男厕里拖做什么？假定不存在猥亵，那么一个人忽然对另一个人实施暴力，只有唯一的一种可能——此人有精神病或酒后神志不清；但是林嘉祥单位、同事、家属等，没有一个人说过林有精神病史或酒后神志不清的毛病；那么，一个正常思维的人即使“酒后失控”也好，也没有任何可能性突然无缘无故向他人施暴，而“施暴”地点发生在一个相对背人之处，更证明并非简单地“失控”——“失控行为”既非随处进行，又非针对任意一个人，那么剩下的可能只有一种——性侵害。违背他人意志、以暴力强行实施身体接触、强行拖入异性行为场所，足以构成刑法规定的“猥亵罪”的要件——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制侮辱妇女的行为。

其三，被害人陈述与嫌疑人公开承认的事实十分吻合，也是形成证据的重要与有效依据。

司法实践中，性侵害犯罪并非必须有录像之类的证据才能认定，否则，犯罪人逃脱法律惩罚的几率就太可怕了。具体到林嘉祥一案，笔者认为警方不该执意置相互印证的铁的证据链条于不顾，刻意将某种证据因素作为唯一或必须证据因素使用，否则，于情理于法理都难以令人信服——谨慎有余，公正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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