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领队回应“黄山门” 否认对牺牲警察冷漠
2010年12月20日 03:35新京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12月13日,由复旦大学生、校友和校外人员组成的探险队,在黄山登山探险时迷路报警,民警张宁海在搜寻归来途中牺牲。随后,有媒体和公众质疑队员对民警牺牲过于冷漠。网络上对登山队进行了道德上的质疑,并陆续爆出“复旦媒体公关”等各种言论,质疑升级,被称为“黄山门”。

处于漩涡中的18人,在被救下山后做了什么?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心理过程?他们怎样面对这样的舆论和谴责?昨日,本报记者对话这次参与探险的领队。

□本报记者 张寒 北京报道

【对话人物】侯盼

登黄山探险队的召集人,复旦大学2009年硕士毕业生,18人的领队。

“黄山门”事件发生后,他遭到人肉搜索,收到各种谩骂的短信和电话。他作为18个人的代表,接受媒体的采访。

“下意识希望没有人死去”

新京报:登山遇险,参与救援的民警牺牲,然后你们的一些表现遭到指责,经过这几天的争议,心情是否平复了一点?

侯盼:好一点了,现在就是希望把二老(牺牲民警张宁海的父母)的事情做好。

新京报:这段时间对你还有队友,应该都是一种煎熬,你的心理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侯盼:从黄山回来当时是星期一(12月13日)凌晨两点钟,一直到星期三晚上,我没有合过眼。刚回到上海时,当时听取心理治疗师的意见,尽量不去想事情发生时的情形。

新京报:没有合过眼,你当时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侯盼:作为领队,我和压队(跟在队伍后面保护或监督)小唐当时做得更多的是总结技术的问题。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报警是否应该,这些问题。当时想到的多是活人的教训,而没有去想一个生命的消失。

我们会有一些心理暗示,刻意去回避有一位民警为我们牺牲的事实。主观上不敢去想,不敢去谈。别人说我们一声不吱,很冷漠,我承认我和压队小唐态度有些问题。

新京报:你说态度有问题,不敢去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侯盼:一个就是我们回到学校,为我们做心理辅导的老师,让我们暂时不要去想这个事情,平静一下。另外,我想我们也是不敢面对生命消失的事实。

新京报:为什么会不敢面对?

侯盼: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我们而失去了。我们当时还不敢承担起这个责任,总觉得下意识地希望没有人死去。

新京报:什么时候才真正意识到,一个人的生命失去的问题?

侯盼:星期三晚上,我接到了张宁海家属的电话。我当时说,家属这边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一定办到。他们的态度非常宽容,希望我们压力不要太大。他们只想知道宁海去世的一些细节,宁海当时是走在哪里,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情况下失足,有没有喊,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就是这些问题,突然我一下子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我真切地意识到一个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我从不敢去想,一下子就爆发了。

我觉得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意识到了生命的问题。我开始反思,开始忏悔,开始想怎样去对二老做点事情。

新京报:从那时候开始愿意去面对这件事?

侯盼:我后来去参加了张宁海的追悼会。在现场,我见到了张宁海的妈妈,我说,“我们18个人都是您的子女,您是我们的妈妈”。张宁海的妈妈当时已经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但她还是用脸贴了贴我的脸,把我拉起来。

出了追悼会现场,我们开始面对媒体采访。一个生命因为我们而失去了,我们需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我拒绝了几家媒体的采访,因为我对他们的失实报道非常不满。

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意识到没必要苛责媒体把我们的冷漠和英雄进行对比。如果说,这种对比能够教育大家不做我们,而学习英雄事迹,能化解点社会上的戾气,我觉得可以接受。而且关于学生的教育的缺失和责任的承担,这些也可以更好地教育人。

“我们要做的是行动而非辩解”

新京报: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登山路线?

侯盼:因为这是一条成熟路线。而且去年,我们的朋友带28个人在有向导的情况下走过。对于我考虑不周的地方,我想等事后的事故报告吧。

新京报: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求救的?

侯盼:我们当时是一个集体决定的求援,因为当时已经被困住了。

新京报:大家都想知道,张宁海出事时的情形。

侯盼:当时张宁海出事时候的细节,我现在不想讲,不想再引起什么误解。我想过些日子,事故报告出来之后,会有一个更明确的说法。

新京报:知道有警察掉下去,你们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侯盼:因为开始不知道是谁,我立即让队员报数确认身份。后来知道是一位警察遇难,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我和知道情况的队友一直在雨里沉默,直到天亮。还有一些队友在后面,不知道确切的情况。

新京报:下山之后,你们有一些举动引起了质疑,比如,默哀时候的态度?

侯盼:我们下山,校方和警方都希望我们能快点返回上海。我们要求见到遇难民警的遗体,当时我们在景区的门口等待遗体运送下山,在雨中等了四十分钟,我们的衣服全都是湿的。

在等待的过程中,因为太冷了,有队员把手放在口袋里。但在遗体到达后经过我们的时候,没有人把手放在口袋里。我们当时是在鞠躬,手放在口袋里怎么鞠躬?还有一个女孩对着遗体下跪了。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们对媒体的冷漠等同于对烈士的冷漠,我们真的没有。我们对英雄家属写的道歉信和对英雄单位写的感谢信,都被选择性失明了。

还有,我们在默哀之后确实吃饭了,但是经历了一场事故,大家确实饿了。

新京报:在下山后,你觉得有哪里做得不恰当吗?

侯盼:对医护人员吧。可能我自己觉得身体没问题,检查身体完好后,就感激地笑了笑。根本没来得及意识到一个生命的失去。

新京报:现在各种压力在你们身上,有人说,被救学生不该承受这么大的道德谴责和压力?

侯盼:我们应该去承担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指责,也应该去做一些事情。

新京报:也有很多说法,比如,有人事后在复旦大学bbs上讨论如何做好媒体公关?

侯盼:我们18个人没有人讨论过。

新京报:不过,压力最终还是在你们身上。

侯盼:我想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行动,而不是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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