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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乐清钱云会案四名村民获刑始末

2011年06月04日 13:27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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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桥村部分村民在钱家门口长跪表达冤情,身后是大量前来围观的民众。

记者_ 季天琴实习记者吴思凡发自浙江乐清摄影_孙炯

乐清寨桥村主任钱云会死后,赶到现场的王立权从其右手摘下了一块手表。随后,他电话告知远在北京的袁迪贵,钱云会的手上戴着一个能录音录像的手表。

在他看来,身在北京的袁迪贵熟人多,人脉广,村里的事能找他商量。

面对前来问计的王立权,袁迪贵告诉他,寨桥村“汉奸”很多,把手表藏起来,否则有些村民会把情况告诉警察。“汉奸”,在袁的语境里,意指村里为乐清警方通风报信的人。在接受警方讯问时,袁迪贵曾坦然表示:我对乐清公安是没好感的。

在电话里,这个自诩“很懂法律”的农民告诉王立权,保护好现场和尸体,不要让乐清警方抢走,坐等上级公安和国土局来调查钱云会的死亡真相。

这天是2010年的12月25日。

2011年5月的最后一天,这两个人都站到了乐清法院刑庭的被告席上。王立权涉嫌妨害公务罪、伪证罪,袁迪贵则涉嫌妨害公务、妨害作证罪。

6天前,站在同一个法庭上的是另外两个被告人,钱成宇和王祥球。

钱成宇和王立权一样,都是寨桥村村民,他也是这四个被告人中唯一的钱云会案目击证人。

王祥球是寨桥村附近华一村的农民,他被村民们普遍认为“运气不好”——钱云会死亡当天,他踢了一个身穿浅色衣服的人,事后得知,那是一名警察。

钱成宇和王祥球的罪名,都是涉嫌妨害公务罪。这也是四个被告人共同的罪名。

“农民知识家”袁迪贵

十多年前,温州永嘉人袁迪贵到北京讨生活。此前,他有两段婚姻,留下了5个子女。子女们分散在安徽、浙江等地,每到逢年过节才能见上父亲的面。在北京,他有个五十多岁的女友。

现年65岁的袁粗通文墨,自认为是“农民知识家”和“业余法律爱好者”。寨桥村民钱恒勇回忆称,2007年,袁迪贵在北京帮人打官司—名气很大的。

袁称,这一年,钱云会和王立权找到自己,请自己帮忙递状子给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刘锡荣。刘此前曾在浙江任职多年,历任温州市委书记、浙江省纪委书记等职。

2004年,浙能乐清电厂立项征地,寨桥村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滩涂与田地,在补偿不足的情况下,村民们开始了持续的上访和对抗活动。

袁自述,在他接待钱云会后不久,“乐清公安局买通北京大红门派出所,把我拉到国家信访局,说我非法上访,后把我架到浙江省驻京办”。

此前,袁迪贵给钱云会安排了落脚之处,地方在大兴区六合庄一个大院的角落里,还送了他一台旧电视和一辆自行车,叫他小心谨慎。

作为钱云会的上访指导,袁建议钱云会和王立权“走法律途径,伸张正义和法制”,他和老乡周丕水带着钱、王找到了一位叫朱显理的律师,朱也是袁的永嘉老乡,在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任职。这次见面后,钱王两人和朱的律所签订了40万元的代理合同。

朱显理给了袁迪贵和周丕水各2万的介绍费,这令袁一度不满——原来说好提成30%。

王立权也回忆称,前后给袁迪贵汇了35万元左右,主要用在请客送礼、复印材料、疏通关系上。

钱云会出事十余天后的2011年1月7日,袁在北京前门大街被警方抓捕回浙江。

1月17日,在温州看守所,袁迪贵写下了8页的《我的交待和申诉》,他称,“我花了很多钱替寨桥村民寄申诉材料,不存在收受穷得叮当响的钱云会等人的不义之财”,落款是“罪民袁迪贵敬呈”。

袁还请求警方帮助联系自己“一生最为尊敬的樊平老师”,后者为从事农民调查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在申诉里,袁还甚为深情地回忆了这个“高级谋士”请自己吃饭的往事。

樊平对这个上访代理人的印象则是,对方言谈中经常提及大人物的名字,有说大话的倾向。“他很聪明,懂得借势”,樊对南都周刊记者回忆说。

警方最终也拒绝了袁的要求——理由是“公安机关没有义务为你打这个电话”。

[责任编辑:PN025] 标签:乐清 钱云 村民 袁迪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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